创新

　　20世纪80年代末，从晏阳初和梁漱溟的研究中，宋恩荣发现，中国近现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教育界名家辈出，思想丰富，于是便在北京邀集部分教育史专家召开过两次论证会。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炳照、郭齐家、蔡振生，北京大学的曲士培，杭州大学的田正平，华东师范大学的金林祥等专家，经过认真讨论，肯定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最后确定由宋恩荣牵头任主编，聘请田正平、蔡振生为副主编，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报，经审议批准，立项为“八五期间部委级的重点课题”，选聘各院校与研究机构的30多位老中青专家共同完成。

　　这一研究成果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1996年以“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其中包括23位教育家的22本学术专著，历史学家戴逸先生为丛书撰写了总序。

　　2004年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德育学科组、教育史学科组专家在山东师范大学开会，研究“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指南，组长江铭鼓励大家开阔思路，争取设想出一些有开拓性价值的创新型课题。宋恩荣当时脑中就有两个新主题：一是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二是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此后，他几乎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这两个方向之中。

　　宋恩荣提出，依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开展地方教育史研究，得到周玉良和汤世雄两位会长的全力支持，会上各位专家没有任何争议地通过立项，委托宋恩荣起草了项目的“研究方案”和具体操作计划。

　　研究方案指出，“地方教育史研究，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脉络有宏观上总体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充实与加强，而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性缩微。其研究的对象、范畴与方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要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命”。

　　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空间与时间组合，包括学派与学术思想的地域性分布，如先秦时期儒、墨学派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源于楚、陈、宋而流入齐，法家始自三晋等。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洛学、濂学、闽学、婺学、陆学、湖湘学等都呈现出地域性特点。

　　由于论证充分，这项课题在学科组的招标中顺利中标。总课题组主编由周玉良担任，副主编为汤世雄、宋恩荣。与各地教育行政机构的联络由周、汤两人负责，学术研究的具体操作业务问题及有关事宜由宋负责。最终完成子课题的有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黑龙江省、河北省、山西省、江苏省、贵州省、河南省、山东省等24个省市地区，出版了“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北京教育史》《重庆教育史》等18种。

　　责任

　　1992年8月，“（伪）满洲国教育研讨会”在日本东京东海大学校友会馆召开，日方有海老原、斋藤秋男、阿部洋、槻木瑞生、小泽有作、室俊司、荫山雅博、度部宗助、宫胁弘幸、佐藤尚子、佐也通夫等学者参会，中方参会的除宋恩荣外，还有东北三省的教科所所长以及旅日学者王智新。

　　宋恩荣被安排第一个上台宣读论文。不料，一位名叫玉井秀夫的日本与会者站起来十分激动地说：“我反对宋先生的发言。当年我们在（伪）满洲办学校，就没有实行过‘勤劳奉仕’，没有进行任何奴化教育。”宋恩荣答辩说：“你们自己所办学校情况我们不清楚，但可以去看日本天皇颁发的‘教育敕语’所表达的奴化主旨。伪满时期日本强力推行殖民教育的有关档案文献可查，并有当年深受奴化教育的健在者可以作证。”

　　随后，宋恩荣列举种种事实加以反驳，使玉井秀夫情绪更加激动，企图冲上讲台进行强行辩论，被主持人制止。会上，中日双方与会者相继发表论文，虽然日方对侵华期间的教育持揭露批判态度的学者居多数，但依然争议迭起。

　　宋恩荣曾前后五次赴日参加学术交流，接触了日方众多各派别的民间人士，共同回顾反思那段历史。其中，一些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士的认识态度令他感动，年近八旬的涩谷忠男（日本地域教育研究会会长）三次驾车带宋恩荣专程到京都地区丹后半岛的竹野郡间人町，访问年近九旬的东史郎先生。

　　东史郎作为一名士兵，1937年12月参与日军南京大屠杀。战后50年来，经过痛苦反思，他公布了自己当年的《军中日记》，揭露历史真相，为此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控告、威胁与攻击。1996年4月与1998年12月，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先后两次判处东史郎败诉。

　　东史郎在家中热情接待了宋恩荣，介绍了案子的审判过程，以及二战时期日本军中对士兵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情况。东史郎表示，“为了公理与正义，我还要把官司打下去，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他提笔书赠宋恩荣：“为了中日友好，我要继续控告，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促使日本认真反省自己的侵略行为。——东史郎”。

　　上述经历让宋恩荣深深领悟到，参与对日本侵华战争与奴化教育的历史研究，是中国最高教育研究机构责无旁贷的责任。1992年东海大学举办伪满洲国国际会议时，中日两国学者就协商约定开展“日中共同研究”，议定双方各自依托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会与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开展工作，中方共有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5家单位的10多位研究者参与。前后历时二十多年，由宋恩荣、余子侠主编的四卷本《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和四卷本《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史料选编》于2005年和2016年陆续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引起中日两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日方更是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购买《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四卷本版权，翻译成日文，于2016年在东京明石书店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名义出版。日方为此成立的“日本殖民地教育研究会”，由东京都立大学小泽有作教授领衔合作。

　　1996年7月4日，《朝日新闻》刊发了“日中两国关于协力研究侵华教育史”的新闻，介绍了由宋恩荣主持的这项研究。宋恩荣至今共出版了20多部相关研究著作，取得了社会公认的学术成就。

　　1997年7月，宋恩荣过上“退而未休”的生活，他先后发起或参与各种层次的重点研究项目。因为总觉得自己做科研起步较晚，中年才实现夙愿，所以他特别珍视科研机会，常提醒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加努力。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宋恩荣几十年如一日，经年累月无休，且一贯兴趣盎然，甚至不能自拔，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先后做过6次心脏手术，但精神状态却保持良好，研究工作也一直进行。检索他历年的成果资料，竟有百余项，据不完全统计，总字数约3600万字以上，其中包括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约110万字，一般文论一百余篇，约80万字，编撰各类文献资料约3000万字，图片搜集、整理约2000幅。

　　宋恩荣的研究方法是资料先行，必须亲力亲为，不照搬照抄别人的现成资料。他主张做通史或专题史必须先从大事记入手；做人物传记类必须先从年谱入手，而且一定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研究历史，基础性功夫要下足，不能只满足于应付一般的咨询业务。

　　宋恩荣始终怀着谦卑、忐忑的心态，随时向年长的、年轻的，行内的、行外的同人们学习，努力再努力，从不懈怠。他要求自己在研究中坚持说真话、说实话，不做趋炎附势的工具，不做迎合权势无原则吹捧之事。

　　宋恩荣所要做的是通过研究还原历史原貌，虽然常受各种因素干扰，但他依然坚持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信服“史料学即历史学”，史学的主要工作首先是发掘史料与整理史料。对于那种为达到某种需要，而不惜凭空捏造历史事实，为自己一方树碑立传，甚至罗列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人的恶劣行径，他深恶痛绝。

　　宋恩荣坚信，整理出详尽可靠的历史资料供给社会研究者，才有可能促进信史佳作的产出。对时下耐不住寂寞与单调，急功近利，只满足于空泛的大而无当、大而化之的夸夸其谈，他表示不屑。他崇尚在学术研究中的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的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装点门面的花瓶，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

　　作者：储朝晖，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教育史研究》编委会副主任，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