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具公益心，有使命感，有深厚的家国天下的情怀

　　她的儿子毛丹青身在日本，因为疫情无法赶回北京见母亲最后一面，他撰文称“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痛”。毛丹青称，“母亲住院是3月20日，离世是4月8日清晨。现在，母亲已经离开了我，而我又不能送她最后一程，这是我人生最大的痛。她的离开把我的心掏空了一半，但我知道，这一半是会被我找回来的，因为母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说，他一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就认识刘志琴，他盛赞刘志琴学问做得好，尤其社会风俗史、明史很有造诣。而且她有胆有识，有社会责任感，是女中豪杰。

　　学者丁东称刘志琴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女学者。不仅因为她有《中国文化史概论》《悠悠古今》《思想者不老》等大著行世，文笔清新刚健，思想造诣深厚，更因为她关怀公共事务，具有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与道德正义感。

　　明代是一个政治酷烈、社会文化大变动的时代，刘志琴既能写出当时残酷的官场倾轧与政治角逐，也对社会巨变有着极敏锐的观察。学者谭徐锋称，在明史耕耘多年，刘志琴又是社会文化史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所主编多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独具一格，史料丰赡，成为国内外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案头书，不少影视界导演甚至在这套书中寻找电影题材。

　　她的老同事耿云志老师在刘志琴八十华诞时引用诗人何其芳的诗句“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以自己的心，发现旁人的心”，称赞她“极具公益心，有使命感，有深厚的家国天下的情怀”。如今，耿老师在微信里又深切怀念：“她是一位极可尊敬的朋友，思想敏锐，追求真理，勇于表达。对同事，对朋友，对事业，充满热情。对生活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她是在集体和事业中不断散发光和热的人。”

　　三、提倡把非观念性（即文本性）的资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畴，或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

　　刘志琴提倡从百姓的人伦日用与生活实践入手，扩充历史研究的视野，将鲜活的生活世界展现到读者的眼前，这一观点至今依然很有生命力。她认为，“思想史本是人文遗产的精粹，但是人文遗产并不限于文本的观念，还有大量的非文本资源，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历代儒家对日用之学的重视和阐释，表明儒家思想是从生活中提升观念，也是从生活中向民众传授的，用这一观念重新审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将视角下移到生活领域，发掘日用之学的现代意义是一重要路向。”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关系是近年来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新课题，认识这一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更要从实证研究上开拓新的领域。她提倡把非观念性（即文本性）的资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畴，或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

　　比如，她从中国近代服饰变迁背后来观照当时的社会思潮。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是礼俗文化，这是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就其内容来说具有等级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三位一体的结构。

　　她研究发现，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会人伦事理，这是中华文明区别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

　　她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明清士大夫休闲观蕴有积极因素》一文中认为，明清士大夫对休闲的看法已蕴有现代因素，而在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几乎不置一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偏失。晚明吏治腐败，党派纷争。士大夫们自幼接受崇尚名节的教育，眼看朝政的败坏，有人为虎作伥；有人置若罔闻；有人变成假道学；但也有一批修身养德之士，在浊浪翻滚的官场中，不愿同流合污，急流勇退。在这种背景中，很容易出现两种人，即隐士和狂人，这在明代形成一道风景线。刘志琴称赞明清士大夫藐视功名，浮云富贵，把清闲看成人生的最大快乐，不论是独坐空庭，或是谈学论辩，无拘无碍。

　　四、贴近大众生活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因而给历史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刘志琴与深圳特区报有着不解之缘，她一直关心并支持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除了接受深圳特区报专访外，还抽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不顾年岁已高，多次撰写稿件，为读者奉献她的学术成果和独特思想。

　　除了前面所提的《明清士大夫休闲观蕴有积极因素》一文外，她还为深圳特区报撰写了《思想史研究当以求解为本》《理性地思考生活——论人文科学要贴近生活》等文章。在《读史益智增德如沐春风》一文中，她认为，“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辉煌的学问，天文地理、文治武功、士农工商、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风俗民情、修身节操，无不罗列其中。它不仅以浩如烟海的资料为外国史家所称羡，更以巨细无遗的求实精神独步世界史坛。”中国历史不是一潭死水，它被一代又一代人重新认识，源源不断地滋养中国人。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更新，人们的眼界大大拓宽，需求的信息也日渐多样，但史学因自身性质仍然有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她认为读史也能让人深刻体会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先人们那些超越常人的见解、出奇制胜的创造、机敏应对的韬略、解颐醒世的良言，闪耀智慧之光，朗照历史的穹宇。采撷这火种，烛照在案头，千古之智就会奔涌在眼前，源源不断地激活你的思绪和才情。

　　时代在变，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史学也要推陈出新。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的专访《贴近社会中下层 发现平民的历史》一文中，刘志琴一直反复陈述治史者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就是求真务实，“历史是严肃的，它承载着民众的记忆，如果历史不真实，记忆被遮蔽，那历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她反对将历史研究简单化、标签化和过度政治化。比如，过去凡是写农民领袖，都几乎千人一面，写到农民起义的失败处都要带一笔农民的局限性等，这种简单化和标签化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史学的信誉，给历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如今，史学从笔录帝王行事到记述百姓生活，从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民众长智慧，是史学主题和功能的大变化。史学大踏步走上社会化，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历史研究的殿堂。

　　刘志琴后来致力于社会文化史研究，她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的一个学科，现在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交叉学科愈来愈多，而交叉学科往往会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贴近大众生活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因而给历史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社会文化史研究有如一座宝库，有待研究者去整理、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