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史入经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梦溪先生完成了“由史入经”的转变，而这一过程是通过研究马一浮而进入的。他的《马一浮与国学》虽以题义名书，实际上却是关于马先生的学术思想传论，既梳理传主的生平志事，又探究其学术思想。

　　通过深研马一浮其人其学，梦溪先生认为：“马先生的学术思想系直承宋学而来，特别受朱子的影响至为明显。但他的思想义理多为原创独发，‘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可视为他的两项极为重要的学理发明，足以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现出光辉。”又说：“马一浮的学术思想体系，可以用‘新义理学说’立名，其学理构成为‘六艺论’和‘义理名相论’两部分，其方法则是儒佛互阐和会通儒佛。”

　　为何称马一浮的义理学说为“新义理学说”？梦溪先生认为，这是针对宋儒的义理学说而言。宋儒融佛而辟佛，马先生却视儒佛为一体之两面，只是名言化迹之不同而已。正是由于“义理名相论”的提出和建立，马先生从学理层面，把宋儒的义理学说和佛学的义理整合在一起了。

　　梦溪先生所作功夫，一是辨明“六艺”和“六经”源流；二是进入六经的文本奥窖，掘发六经的价值论理。为此，他连续发表系列专论和通论，共计十余万言。《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论知耻》等是先生专论的代表文字，而《六经的价值论理：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共同价值》则是关于这一议题的总论和通论。

　　马一浮先生的“六艺论”和国学论是一题之二义，重新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的“国学论”。为此，梦溪先生写道：只有如此厘定国学的内涵，国学才有可能成为一单独的学科，与文史哲诸科门不相重叠。中华文化具有恒定意义的价值理念悉在“六经”，以“六经”为国学，可以使国学进入现代教育体系。

　　马一浮先生的“六艺论”包括“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六艺之人”三项连贯的思想范畴，国学教育可以通过“六艺之教”，传播“六艺之道”，从而培养“六艺之人”。“国学”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本指国立学校，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当晚清外学大规模进入，知识人士反思固有传统，才有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概念的提出。梦溪先生是当代学界最系统辨析国学概念的历史和义涵的学者，从2006年开始，他先后发表《论国学》《国学辨义》《论国学之内涵及其施教》，阐释得系统详尽、源流粲然，可以认为已令此问题剩义无多。

　　马一浮先生1938年讲学于浙江大学，首先提出国学概念应如何辨析的问题，并以佛学语言将“楷定国学名义”为讲题，直接置疑“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的论述，而提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的新的国学定义。马先生此一国学定义被湮没七十年之后，幸得梦溪先生十多年来一再为之阐发，现在才渐为学术教育界所理解与接受。

　　梦溪先生说：“马一浮……这个定义能够准确地反映国学的基本义涵，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这是完全可以与东西方任何一国的学术区别开来的原初学术典范，是我国独生独创独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时也是中华学术的经典渊薮。既可以为道，又可以为教，又可以育人。”“我最服膺的就是马先生的这个定义……马先生早已被边缘化了，没有人讲他的定义对与不对。我近年研究马，所以特别注意他的这个定义，觉得这个定义真正把国学的本源讲清楚了。”

　　文化坚守

　　当我们面对梦溪先生的学问世界时，不得不提及由他创办和主编的《中国文化》这一名刊，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其对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为海内外学术界人士有目共睹。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占据显学地位的主要是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而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此，梦溪先生忧心不已。1988年6月，他奉调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立即着手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创办《中国文化》杂志。

　　《中国文化》以“深研中华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究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为宗旨，一切从学术出发，提倡独立的自由的学术研究，杜绝门户之见，广纳百家，友接四方。

　　《中国文化》创刊20周年之时，梦溪先生在京城召集过一个学术雅集，杨振宁、何兆武、汤一介、乐黛云、冯其庸、戴逸、李学勤、李泽厚、余敦康、范曾、陈平原等一致高度评价这本特殊的学术刊物——

　　汤一介说：“在1949年以前，能够在中国留下影响的一本杂志，是史语所的《集刊》……梦溪这本杂志办了二十年，从历史看来，这是一本可以留下来，让大家参考的重要杂志。”

　　李学勤说：“《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者，我想这是由于它的文化理想和人文胸怀。《中国文化》确实是一本具有独特学术风格和学术个性的刊物。”

　　戴逸说：“这个刊物有特殊的学术品格，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边，比较少，可以说凤毛麟角。不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不被官场市场所左右。我很喜欢看，每次来了我都看。”

　　董秀玉说：“一个杂志的性格，就是主编的性格。我看《中国文化》的二十年，就是看刘梦溪的性格。一个，是他低调，这个杂志也是这个风格。对这个杂志，我的感受是，它学术，它名士，还有一个是它性情。这基本是梦溪的性格。”

　　这些学术大家可谓言之不虚。《中国文化》不愧是一方有一无二、深具品位的学术传播园地。梦溪先生做事一如做学问，他的名言是：要么不做，做就做好。以至于《中国文化》每一期的封面分色和插页安排，他都会亲自动手。

　　琢磨此文如何收尾之时，忽然收到《文选》学名家、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力之先生就拙稿写来的一段点睛之笔，堪为拙稿之升华焉——

　　总而言之，梦溪先生不仅学养深厚，而且识力犀利、殊为善断。其所以能走进20世纪现代学术大师学问世界之深处——尤其是王、陈、钱、马的，虽有外在的动因，实亦关乎其内在之“前缘”。而通过这些大师所筑之“桥梁”，先生尽管更重要的是走向我国的古代，然大师们看问题的世界视角与国际性的角色，给其“以极大的震撼和启示”。因之，先生对我国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之立场，不仅基于就中华以观中华，亦缘乎其放眼于域外之文明。用先生的话说，即“学问的大背景，是人类整个的思维成果”。王、陈二先生分别如是说：“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在笔者看来，先生自然是称得上“学术所寄之人”而具文化托命之担负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身便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之一独特的“学术个案”。

　　（作者：汤序波，著有《汤炳正先生编年事辑》等，编有《楚辞讲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