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 别

　　傅乐焕认为：“只有在中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紧密配合下，并吸取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材料，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的面貌才能被逐渐恢复，一部正确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过程的‘中国通史’才能被编写出来。”他关于民族学与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之关系的这一论述，体现了其成熟的学术观，他的学术道路的走向，也反映出这一观点。

　　20世纪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后，傅乐焕奔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留学，继续深造。1950年，他完成博士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即把历史与民族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

　　1951年，傅乐焕选择返回祖国，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将考古学纳入自己已有的学术研究中。

　　1952年9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决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把当时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的一批知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史学家集中在一起。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由原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兼教务长、时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长的翁独健担任，傅乐焕担任东北研究室主任，西北研究室、中南研究室、西南研究室、西藏研究室、文物室主任分别由冯家昇、潘光旦、翦伯赞（兼）、林耀华、杨成志担任。这一批大名鼎鼎的学术专家，极大推动了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立后，民族学工作者参加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行民族识别。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组成四个民族调查组：1.东北、内蒙古民族调查组；2.甘肃、青海民族调查组；3.湖南湘西土家调查组；4.广东省疍民调查组。

　　傅乐焕是东北、内蒙古民族调查组组长。1953年8月至10月，他与林耀华、王辅仁、陈雪白、阿勇绰克图等人，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组成调查组，赴黑龙江省龙江县、讷河县，内蒙古自治区呼纳(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布特哈、莫力达瓦等地进行达斡尔民族识别调查。

　　在少数民族地区，傅乐焕等专家通过召集少数民族人士座谈、个别访谈等形式，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族生活情况，记录了达斡尔语，搜集整理了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结束后，傅乐焕完成了此次民族识别工作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

　　傅乐焕认为，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需要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作为支撑，对达呼（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有重要填补。在考证史料和史事上，他有着乾嘉学派的优长，深入细致地爬梳整理已有史实、资料，对历史传说进行细致分析、厘清。

　　1956年4月，达斡尔被确定为单一民族，达斡尔族的识别、认定，成为典型而又取得圆满成功的例证。这其中，傅乐焕所作的工作不应被世人遗忘。

　　傅乐焕在中央民族学院为学生开设了《民族史概要》《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课程，民族学、民族史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这些课程在当时可资借鉴的资料和经验都非常少。为此，他付出了更大的心力。

　　据潘光旦日记记载，1962年9月16日，“午前傅乐焕同志来，见示所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教学大纲稿的一部分，嘱阅提意见。”9月21日，“傅乐焕同志来，就历史上之民族关系问题略交换意见。傅乐焕同志来谈研究生及本科毕业同学论文事。”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傅乐焕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期间，将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在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培养了不少学生。

　　教学之余，傅乐焕还致力于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契丹、满、达斡尔等族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撰著的论文有《关于清代满族的几个问题》《辽史丛考》等，同时，他还主持、编写《满族简史》，为初稿完成了通纂和定稿工作。

　　编 绘

　　195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在毛泽东主席亲自过问下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历史地图极其缺乏，新中国成立前虽出版过《中国历史地图》等，但都过于简略，准确性也不够高，历史上战争、迁徙等涉及到的地名及沿革，都没有反映出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与毛泽东谈到整理《资治通鉴》时，提到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基本都标注上图，能够达到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要求。同年11月，“标点《资治通鉴》、改编‘杨图’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吴晗、范文澜、尹达、侯外庐、刘大年、翦伯赞、金灿然及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等组成。

　　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绘成适应新需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历史地理专业素养要求很高，吴晗推荐复旦大学的谭其骧主持此项工作，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的百余人参与其中。1957年，历史地图绘制工作随着范文澜改任杨图委员会顾问、谭其骧全面接手而转移至上海。为更好开展工作，谭其骧邀请傅乐焕及韩儒林、冯家昇等人加入到历史地图绘制工作中。

　　傅乐焕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时，对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做了深入研究，因此对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非常熟悉，由他负责辽吉黑三省地图各图幅资料的参订和制图，可谓最佳人选。

　　当时，傅乐焕与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王鍾翰、贾敬颜、郭毅生、陈连开等人一起，如火如荼地开展研究工作。为编绘历史地图集，他们对东北地区历史地图的沿革、变化做了详尽的研究、梳理，考证出明代东北近百个卫所的地址所在，这在学术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东北安东都护府的所辖各州城、渤海五国的辖境州府故城和疆界等，傅乐焕与有关学者精心考证，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1965年，他们完成了两汉至隋唐、明代与后金等图幅的编绘与资料考证书的编印。

　　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研究、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出版。出版后，因历史地图集有图无说，对地图集又进行了文字说明，最终形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内部资料）一书。全书分两汉魏晋时期、南北朝隋唐时期、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四编，对山海关以外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的地名提供古今对照检索，引用的史料范围广，对所收资料进行考证，做出说明，资料丰赡。

　　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部书才以《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为书名正式出版。而此时，傅乐焕已去世二十余年，图书前言中专门提及——

　　“《中国历史地图集》……前一阶段自1961年秋至1964年秋，由傅乐焕先生主持其事”，“我们对已故的傅乐焕、胡德煌、徐宗元、韩功阡四位先生更加怀念，并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是对傅乐焕等人所做工作的肯定。

　　1954年，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四光提议，利用中国历史材料来制订拟设厂矿地址的地震烈度，地震工作委员会中历史组范文澜、金毓黻等主其事。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同人搜集资料，地球物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科研院所，历时两年时间，搜集、编纂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傅乐焕则因精通历史、地理学而参与其中。这部书的出版，对我国当时选择、确定工业基地，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为了查清黄河河源和二湖名称问题，傅乐焕在查阅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庞博引证，精赅考证，并去黄河源头作了专门考察，得出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支脉各姿各雅山的结论，提出玛曲是黄河正源的建议。二湖名称和位置应恢复为扎陵湖在上（西），鄂陵湖在下（东）。1985年，黄河管理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傅乐焕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确认玛曲为黄河正源。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西南隅的玛曲曲果。河湖海拔4698M，东经95°59＇24＂，北纬35°01＇18＂。1999年10月24日，此地树立了黄河源标志。

　　1956年7月5日至15日，高教部在北京召开高等学校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综合大学的160多位文史专家。《中国史教学大纲》经过几番讨论、修改，最终定稿，同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傅乐焕参加了《中国史教学大纲》的审订会议，负责宋辽金元明清部分。

　　《中国史教学大纲》的审订、定稿，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的教学始终缺乏指导性文件，教师在授课时缺乏较完整、系统的教学计划。大纲的推出，对高等学校教学水平的普遍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傅乐焕一起审订宋辽金元明清部分的专家还有翁独健、郑天挺、邓广铭，陈守实、韩儒林、蒙文通、陈乐素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