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
焦丽萍
2020-05-27 10:46:03 来源：学习时报
钱穆（1895—1990年），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他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等10多所大学的教授，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几十部著作。他学识渊博，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治学范围涵盖史学、哲学、文化学、教育学等。他一生治学以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在著书立说、从事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治学智慧，对当下学人的成长具有启示意义。
“以通与专两字来作衡论”
钱穆的治学是纵横贯通式的。他在《师友杂忆》中总结自己一生治学时说：“从学术思想方面言，余则以通与专两字来作衡论。”他最初从文学入手，遂治集部，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进入清代的考订训诂，“所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并以史学立场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钱穆指出，前人研究诸子的通病之一是“各治一家，未能贯通”。他泛论诸子，“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其目的旨在会通。会通不仅指通于其他门户，而且在会通之外，还要有整体的眼光，即对中国文化脉络清晰且自成体系的价值体认。
钱穆读书治学态度极其认真，在有心得处便进行专题性的研究。钱穆所处的时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势已经袭来，而他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他说：“从来大学问家，莫不遍历千门万户，各处求入，才能会通大体，至是自己乃能有新表现。”因此，会通与专门的区分在钱穆那里，仅仅只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实际上会通之中有专门，专门之中有会通，两者很难截然分开。从专门经过会通再回到专门的每一次循环往复，都是一次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最终钱穆将所学化为己有，自成一家。在他的研究领域中，专则极其专，如《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史记》《汉书》为基本依据，列举二十八证，反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通则极其通，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等，对中国文化古今上下千年的发展，有极深广的阐发。正是兼具会通与专门功夫，钱穆得以在治学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
“温情与敬意”
钱穆治学始终饱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温情。在其代表作《国史大纲》中，他充分表达了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态度，“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其中“温情和敬意”提纲挈领地反映出钱穆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
钱穆出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都受到严峻挑战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岌岌可危，亡国论调和民族虚无主义甚嚣尘上，西方文化大潮如巨浪涌来。面对全盘西化的论调，他没有随波逐流，始终对于中国文化保有真诚的信念，力求在中国文明系统的框架内进行客观的了解，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传统，以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拾民族自尊和自信为己任。这种温情和敬意同样表现在钱穆对于自身学术思想理念的坚守上。在他看来学问需要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笃信好学尤为重要，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要对前人的成果给予充分的尊重，虚心学习前人的优点，学问才能增进。
“每若守旧”“实求维新”
“守旧”与“维新”这一命题，不仅贯穿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始终，而且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密切相联。钱穆因其一生笃信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被视作守旧派。而事实上，他的学术研究没有固守陈说，而是旁征博引，不乏新论。1988年，他在为《国史新论》所作的再版序中说：“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创建新史学，撰写新通史，是钱穆史学实践的主旨。
1940年，钱穆的主要史学代表作《国史大纲》上下册出版。该书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史风格，又是他通史编纂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他提出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的史学路向，强调历史不单是一堆材料，“该从材料搜集之上更深进到见解眼光方面”，应随时代的变迁而改写，编纂为时代所需的新通史。钱穆的治学路径基本上秉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体系，但在历史结论上敢于求新而论。他同时强调，“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他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都体现了维新的价值诉求。
“治学本所以致用”
钱穆治学秉持了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他曾谈过“学”与“用”的关系，“以事业为其学问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吾人之所以从事于学、学为人，其主要动机及其终极意义，乃对社会人群有用、有贡献”。在学以致用目的论的指导下，钱穆不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创办书院从事教育，始终坚持“治学本所以致用”。
在钱穆的史学实践中，时时贯穿和体现经世致用的治史宗旨。他反对详古略今的撰史主张，强调撰写为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革新现实提供必备之参考。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书中竭力表彰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用这种写法反映他反对日寇侵略的决心。随后，他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极力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其目的在于为当时的抗战救国寻找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历史的瀚海中，挖掘出为国人应付时代之变的根据。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实质就是要“发挥中国民族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钱穆的学术生涯饱含着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忱，他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论著致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和对中国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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