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1931—2020），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祖籍广东揭阳，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习，196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江西赣南师范专科学校。1975年调回南开大学学报和中文系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曾任唐代文学学会、李白学会、杜甫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顾问，《文学遗产》杂志编委等。他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方向，先后荣获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思勉原创奖。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堪称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读文心雕龙手记》《李杜论略》《唐诗小史》《因缘居别集》，亦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精品。其学术著作被编为十卷本《罗宗强文集》，201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于2001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又分别获南开大学特别贡献奖、南开大学最高学术研究成就奖。

　　罗宗强画作《写李义山诗意图》

　　甘 泉

　　1931年2月，罗宗强先生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县榕城镇，少年时期曾入画家陈文希和黄独峰在榕城开办的国画研习班，接受最初的审美教育。念初中时，又得到郭笃士先生的文学启蒙。郭先生让他背诵王实甫的《西厢记》和《唐诗三百首》，引导他阅读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少年的罗宗强不仅领会到文学之美，还知道这“美”里蕴含着许多思想理论问题。

　　1951年秋，宗强先生考入当时的南方大学国文系，不久便被派往湛江做城市工作。1953年春被调到海南岛，在一个橡胶种植场里做计划统计工作。

　　然而，工作的不断变换和辗转迁徙，并未改变宗强先生对文学的热爱和向往。1956年秋，凭着对文学的爱好，他考进南开大学中文系。

　　在南开园，宗强先生从本科到研究生，一读就是8年。从先秦典籍到近现代文学著作，凡是图书馆里有的，他都找来读，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卡片，打下了坚实广博的学问根底。

　　南开求学期间，有两位老师对宗强先生影响最大。一位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李何林先生。课堂上，李何林先生一字一句地讲授鲁迅的《野草》，并一一指出类似的句子和思想还出现在鲁迅的哪些篇目中。李何林先生对《鲁迅全集》的烂熟程度令人惊讶，他那种正直人格和严谨学风，对宗强先生日后的学术养成，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再一位是王达津先生，他教导学生做学问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广泛阅读原著，写文章不能引二手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一点让宗强先生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受益匪浅。

　　1964年，宗强先生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任教。学校图书馆藏书有限，他带去的大量书籍在“文革”中被抄走，只留下一部《鲁迅全集》。那段时间，宗强先生除了劳动和思想改造外，便是反复读《鲁迅全集》，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那时，宗强先生常在江西赣南的群山中跋涉，在只有五六个小学生的山村学校里听老师教孩子们学拼音。他想不明白，这与他所学的研究生专业有什么联系。不过那茂密山林，那空山秋夜，那贫穷人民，让他难以忘怀。生生不息的生命，无处不在，这种精神是支撑他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甘泉”。

　　1975年，在江西赣南生活处境艰难异常之时，宗强先生意外收到调往南开大学工作的通知，原来是同窗好友看他日子过得艰难，征得学校同意，想办法将他调回母校。二入南开，再次走进熟悉的南开园，漫步在开阔的大中路上，宗强先生隐约预感到人生将出现重大转机。真是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对困难时刻给予帮助的好友和母校，他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奋 斗

　　重返南开，宗强先生先在南开学报工作，然后到中文系任教，他这时已经人过中年。

　　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宗强先生加倍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时机，往往是白天上班和上课，晚上先料理家务，九点以后才能坐下来进行研究和写作，直到凌晨二三点，稍微躺一会儿，清晨六点左右又得起床，每天只睡4个小时。

　　就这样，仅用一年时间，宗强先生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1980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杜论略》对唐代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的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做了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和批评。

　　在写作《李杜论略》的同时，宗强先生开始了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思考，尝试运用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新方法，探索学科发展新方向。他先从古代文论入手，选定气、风骨、兴寄、意境、神韵、神形、格调等十多个范畴，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可是，正当他对这些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力求从中找出演变线索，以考察它们各自的理论内涵和特征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每个文论范畴的提出和演变，都有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和文学思潮为背景，离开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理论范畴或术语便成了含义不明的只言片语。如果不弄清楚古人的这些只言片语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仅凭现代文艺理论的框架把它们归纳到一起，实际上就是拿古代的文学批评材料为现代文学理论作注解。这是一种浮躁的学风，即使把文章或著作写出来，也不会有太大价值。

　　宗强先生决心放弃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传统研究方法，转而进行更贴近文学创作实际、更能反映特定时期文学批评历史原貌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他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是从隋唐五代开始的，这是一个文学创作高度繁荣、文学思想十分丰富、成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相对较为薄弱的时期。

　　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宗强先生认为必须从当时文学创作倾向的变化来考察文学思想，与文学理论批评相印证，这是他在读唐代历史资料的同时，读遍所有能够看到的唐人文集后形成的看法。

　　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宗强先生还发现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首先，文学思想的发展是通过逐渐的、漫长的演变完成的。一种文学思想潮流的出现，它的萌芽，在上一个文学思潮里，而它的余波，则存留在下一个文学思潮中，其间常常有一个过渡期。其次，文学思潮的演变与政局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古代的士人作家，他们的出世和入世，与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文学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受政局变化的影响。最后，文学理论批评的成就和文学创作实际并不都是一致的。一些体系庞大严密的文学理论著作和较为系统的诗论，对当时诗歌创作潮流的走向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倒是一些近乎口号的主张，在文学思潮的演变过程中起着推动作用。

　　1986年，《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南开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研究体系的成立。宗强先生认为，文学思想研究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准确描述出特定时期文学思想发展的原貌。完全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有可能，这需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和耐心，对史料做全面认真的清理。除史书、子书、经注外，还需按时间顺序一部一部地读别集，通过资料的全面阅读，形成自己的印象并加以总结，决不相信他人感觉，也不相信二手资料。只有在尽量描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之后，才有可能对文学思想的是非曲直做出较为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