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老师石鲁：要求学生能临摹、能写生、能下乡、能转化为笔墨

　　1959年，赵振川初中毕业，人生出现了一次转折，他被分配去学统计——那就去吧。政治经济学、运筹学、会计学……“现在回想起来，还挺值得学，能得到看世界的另一种眼光”，他的大部分同学后来都供职于统计部门。

　　然而，眼看快毕业了，却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学生老师都吃不饱，饿得脸都肿了。赵振川只能在大雁塔边上放羊时，偷偷摘个玉米吃。1962年春，学校停办，学生各回各家。

　　半大小伙回家咋办？这时，恰巧西安美协成立学员班，采用传统的“师带徒”方式教年轻人。当时有个传统，父不教子，学艺的一般老子不教儿子，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也没教儿子，后来成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尚长荣，学的是花脸。所以，尽管赵望云也是学员班的老师，还是请了画家石鲁先生来教赵振川。

　　石鲁出生于1919年，15岁就考入成都东方美专，系统学习传统绘画，抗战爆发后投身革命，经常背着自制的画板为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小八路画速写。赵振川的人生就这样出现了第二次转折。1962年夏，身为画家之子的他，终于开始正式学画，而这一学，就到了今天。

　　其实小时候，赵振川也画画，不过那是画着玩儿，临摹小人书上的淝水之战，被大师兄黄胄看到，夸他“画得还可以啊”，到了学员班，才算真正上道。学员班的学生不过数人，在西安美协的院儿里占用了一间屋子。就像古时候一样，没有什么教程和课本，但师傅领着徒弟的手，时时刻刻都在学。

　　一进班，老师石鲁就让赵振川临摹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年轻人并不理解这幅画的内涵，也体会不到古人的情感，觉得很枯燥，但就是要这样“一点一点往前拱”。“中国文化是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富春山居图》画得润极了，苍润，它的线条都是长披麻皴，这是中国画用笔的重要方法，一波三折——一条线里波折出多个层面，不然怎能用几条线就把富春山水画得如此雍容？中国笔墨的魅力就在其中。”赵振川说。

　　老师还强调画速写，“石鲁先生对速写的要求很严。速写要求你能在瞬间把握对象的外貌、形态，甚至内心状态”。年轻人脸皮薄，不敢站到人堆里，赵振川就经常站在大门口观察——如果时光倒回半个多世纪，你一定能在西安钟楼邮局的角落里看到他。

　　除了临摹、速写，赵振川学画的另一个训练方式是下乡写生。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父亲赵望云。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依然记得1963年，父亲第一次带着他去祁连山写生。从兰州到肃南，上祁连山，翻越当金山口，人迹罕至，只有魔鬼一样的山体和柱子一样的旋风，那种荒蛮感给年轻的赵振川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时候年轻，没有多少创作经验，观察和造型能力也不好，但就得锻炼，云杉林、古松林，看到什么画什么。”赵振川说，写生有线条写生和笔墨写生，在现场画的是线条，回来就得赶紧转为笔墨——中国画讲究的是笔墨，这个转化过程并不容易，中国画界一直到前几年都还在讨论。

　　那时候每年都要下乡，赵振川从不放过跟着前辈画家出去的机会。1963年，他到了渭南，画了黄河边的风景。“我现在都记得那些黄河边的老村落，村口有大皂角树，挂着一口大钟。村里一有大事就敲钟，村民就会聚到树下。妇女们在田里锄地，穷也挡不住爱美之心，头上都戴着花花手帕，很好看……”赵振川说，“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留在我心里，不去下乡，不会知道这些。”

　　长安画派的老一辈画家都非常注重生活写生，而且他们都是以普通大众的身份进入各自的生活中，在写生时并不是为了确立自己“画家”的身份认同，更不以画家自居。

　　回过头来看当年所受的艺术教育，赵振川说：“一方面，我有机会跟着父亲早早地到生活里去；另一方面，我得益于老师的‘亲授’，这和在课堂里上大课不一样，中国画讲究的是‘亲授’。能临摹、能写生、能下乡，能转化为笔墨，这就是我的艺术之路。”

　　“父亲的创作思想是民间、朴实的，是反映生活的、天然流露式的创作；石鲁先生有着从苏联到解放区的艺术经验，更重视主题性创作。父亲教我读生活、重视生活；石鲁先生教我巧妙构思、升华精神，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生活的积淀，你谈不上升华；没有升华，你表现不出中国画的张力。”赵振川说。

　　然而，学了没两年，1964年，作为知识青年的赵振川就“彻底下乡”了，插队到了陕西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这也是父亲的决定，他对赵振川说：“你应该下乡，下乡就跟当年闹革命一样，而且对你画画有好处。”

　　赵振川在农村一待七八年，苦活累活都干过，“现在回过头看确实有好处——让我对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赵振川记得，村里人跟他讲，如果在你前面放一堆金子和一个娃，你要哪个，“当时我想，得要金子啊，但村里人跟我说，要娃。后来我明白了，娃是能够传代的，这是仁者爱人啊。”

　　干农活的间隙，赵振川抓紧时间画速写。当时生产队长问他，“画画要紧还是吃饭要紧”，赵振川想了想，还是吃饭要紧，于是干活更卖力了。对有的人来说，记忆中的苦日子可能一辈子都是苦日子。但当赵振川笑着讲述这些往事时，他已经成功地把当年的苦日子转化为今天的财富。这种转化，就像把线条转化成笔墨。赵振川做到了。

　　1971年，赵振川调入陕西省火线文工团，专门为三线建设服务，经常跑陕南的秦岭大巴山。别人晚上演出下午休息，他就拿着速写本出去画画。石鲁是个很直接的老师，有一次，赵振川把速写本交给他看，只得到了一句评价：“你这速写不行，不能用。”

　　“不管能用不能用，画总是有好处，你老在生活里泡着呢。要做一个真正的画家，就要有热爱生活的初心。这方面，我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不把艺术当作敲门砖、当作谋取金钱和地位的手段。”赵振川说。

　　谈师兄黄胄：胆子极大、下笔最狠，一个充满激情的艺术家

　　赵望云有三个最得意的学生：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三个穷学生吃住都在老师家。黄胄比赵振川年长近20岁，赵振川出生时，黄胄已经住在他们位于粮道巷的家中。所以，他既算是赵振川的大师兄，又像父辈，“我一岁时，他还抱着我一起拍了张照片。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兵张嘎一样的年轻人，脸上的神情一看就是小伙子，还没有后来的深沉。”

　　赵振川记忆中的黄胄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充满了激情和幽默。比如，学谁像谁，陕西话、广东话、河南话、四川话，张口就来，只要他在，家里就充满欢声笑语。而且黄胄记性还特别好，电话号码都能背出来，这个“本事”在画家中绝无仅有。

　　赵振川说：“黄胄的画让人觉得很爽，胆子极大，下笔最狠，这和人的心胸有关，成就一个人很多时候是天性使然。我受很多人影响，下笔的时候就会想到黄胄。”

　　事实上，生活并没有优待黄胄。他1925年出生于河北蠡县梁家庄，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因为祖父是戏班的，黄胄小时候经常画“戏子人”，但从来没人教，全凭自己喜欢。初中上了一年，就因父亲去世而辍学，黄胄为了学画，流落到西安。

　　黄胄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那是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体育比赛中，他获得一面写着“炎黄之胄”的锦旗，经语文老师解释意思后，他决定要做有为的炎黄子孙。

　　很多年以后，黄胄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那是后话，总之，17岁的他遇到赵望云时，还是一个流浪少年。

　　1943年，黄胄拜赵望云为师学画。据说当时赵望云一见黄胄和他的画，兴奋地到处跟人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

　　黄胄在老师家一待就是5年多。赵望云特别宠爱这个聪明的学生，甚至比对自己亲儿子还好。黄胄性格豪放，住在东厢房的一个房间，经常不叠被子不收拾屋子，画笔挥起来还搞得满屋子墨迹。赵望云一点儿也不生气，还说：“学生是国家的人，理当多关心，而且我就是喜欢冒尖的，谁冒尖我喜欢谁。”

　　赵振川回忆：“黄胄这老兄不修边幅，充满了意志，充满了激情，在困难面前从不胆怯，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他在绘画上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早上要画4张三开纸；甚至到病得一塌糊涂坐不起来了，他还在画画……”

　　黄胄最大的特点就是巨大的写生量，这也正是赵望云教给学生的艺术理念——在生活中写生、从写生中塑造个人风格。赵振川说：“黄胄之所以取得那么大成就，就和我父亲要求他大量写生有关。他的写生量，一般学校里的学生达不到。那时候我们画速写，一画画半天，全神贯注，基础非常扎实。”

　　在赵振川看来，黄胄就是一个写生成功的典范。赵望云的学生，旅行写生是必修课。1944年，黄胄去了八百里秦川；1946年，去河南黄泛区写生；1948年，又去新疆写生，用了近3个月时间画了大量民族风情的作品。秦川的帝王气魄，新疆的民族风情，黄泛区的人民苦难，都成为黄胄笔下的一张张写生。他看到了一个天大地大的世界，那将是他艺术生涯不竭的生命源泉。

　　黄胄对自己的艺术道路有清醒的认识。1947年，他曾以梁叶子的笔名在《画家与时代》一文中写道：“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只是会追求与开创自己的美的道路，只是自己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饭的同胞是不够的。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地可视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

　　1949年西安解放之后，黄胄参军，到西北军区从事美术工作，一直到1955年才回北京。大西北，那是成就赵望云的地方，现在又将成就黄胄。1941年，赵望云因为《抗战画刊》停刊而失业，冯玉祥将军想为他安排一份政府的工作，赵望云没有接受，而是选择了北上西进，开始布衣画家的生涯。他认为，能到祖国任何一个角落写生都是很幸福的事情。黄胄追随老师的脚步，也走向了大西北，多次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写生，仅1956年在和田就画了近千幅。

　　赵振川说：“黄胄能成就自己，还是因为他表现了生活。西北是一片艺术的沃土，他把一个题材画到了死，增加了中国画新的审美领域——表现少数民族。”也许，少数民族热情奔放又无拘无束的生活正和黄胄豪放的性格不谋而合，当客观的美与主观的性情相契合，艺术将焕发出最本质的精气神。

　　 （作者：蒋肖斌，系中国青年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