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阐释

　　直面问题是先生一贯的研究特点和写作风格。他常说：“哲学家不是社会的旁观者。”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他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写作倾注了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思考。他围绕中国的历史发展、现代化道路和文化等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出版了《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百年变革的重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等著作，特别是近年来又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数十篇极有思想深度或理论分量的长文，产生较大反响，显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社会担当和思想魅力。

　　先生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注和哲学阐释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坚持宽广而深远的问题视域。每个时代都蕴含着特有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在哲学意识中表现为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没有离开时代的问题，也没有不存在任何问题的时代。研究问题就是研究它的时代，而把握时代就要研究时代的问题。先生主张把关系中国发展的整体和全局的重大问题纳入哲学研究的视野。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当代中国最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课题。

　　其次，主张把中国发展问题纳入历史辩证法视野中来考察。先生阐述了中国历史百年变革的辩证法，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具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既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乃至激化，又取决于革命政党或执政党和自觉的革命精神或改革精神。历史的辩证法往往表现为历史的连续性、内在关联性和因果制约性。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逻辑表明，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阶段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要从规律性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受历史辩证法规律支配。中国历史的深刻变革，同时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变革，是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变革。

　　再次，对文化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文化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问题相联系的。“在中国，不同道路之争，其深层体现为不同文化之争。”早在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道路之争与文化之争就联系在一起，曾经出现过“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论”和革命文化论之间的论争。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随着重新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随着全球化和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再度兴起，出现以三个“化”为特征的文化理论的争论，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化”和“西化”的争论。“如果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把握这三个‘化’的本质，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缺乏文化自信。”

　　冯友兰曾经引用《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句来概括治学使命，受此启发，先生立意“以‘旧邦新命’为解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争论之谜的一把钥匙”。他主张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绝不能忘记社会形态变革这个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既要看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才能获得强大力量。

　　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是一个整体。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导，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不能把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简单归结为某一家，要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它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是我们立德树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我们重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但更要重视对中华民族一元性的认同，这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思想文化黏合剂。”

　　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遐思

　　回归生活是先生经常倡导的哲学方向。按照他的自述，其学术生涯有两次重要变化，一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另一次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他的写作方式发生了转变，即从长文转向短文或随笔。当然，先生也在继续写长文，不过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写作哲学随笔上。

　　二十多年来，先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哲学随笔，如《漫步遐思》《静园夜语》《哲学心语》《回归生活》《宜园杂论》《史论拾遗》《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哲学与人生》等。他趣称这些随笔是“老来得子”，十分偏爱。而这些随笔，不应被简单视为仅仅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应被看作是对哲学的生活本性的一种回归。

　　哲学随笔贴近现实生活，厚积薄发，汇聚了先生多年的思想灵感的积累，饱含了这位可敬可爱的智慧老人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到的生活哲理，深入浅出地解答了哲学认知、人生智慧、历史文化、价值信仰等重要命题，引人入胜，令读者爱不释手。

　　这些哲学随笔表明，生活需要哲学的解读与引导，哲学需要生活的土壤与动力。这里的生活就是指社会生活或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哲学既是生活哲学，又是大众哲学。正如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如果哲学不关心人民，人民也就不会关心哲学；哲学不关心社会，社会也就不需要哲学。”马克思说过，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都是“时代的产物”，“人民的产物”。先生的学术人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与时代关系越密切，与人民联系越紧密，哲学才会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哲学家才能更加为时代和人民所接受。

　　先生在《九十岁的我》一诗中写道：“生命是一种奋斗，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九十个春夏秋冬，三万个黑夜黎明……有限的人生，溶入力的洪流会化作永恒！”他用自己的思想和笔，谱写了不平凡的哲学人生，充分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境界、理论高度和博大情怀。我们衷心地感谢陈先达先生为我国哲学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思想之树常青！

　　【作者：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北京高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