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龙，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曾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长期从事湖湘文化、洞庭湖研究，出版有《洞庭湖志》《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堤垸与洞庭湖区社会》《湖湘文化经典百句》《西夏王国与东方金字塔》等多部著作。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吟唱着屈原、杜甫、范仲淹的名句，涉洞庭、下长江、入大海，把湖湘文化播撒四面八方。当我们的眼光掠过烟波浩渺的洞庭，可以追寻到怎样的深厚文化底蕴？洞庭湖，在湖湘文化中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该怎样传承、发展从洞庭湖发源的湖湘精神？近日，湖南日报记者对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李跃龙。

　　1.洞庭湖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江南”，最早指的就是楚国的江南洞庭湖地区

　　湖南日报：众所周知，文化与文明，总是与山水相伴而生。流域面积与影响力位居中国五大淡水湖之首的洞庭湖，自然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明。能请您对此做个简单的概括吗？

　　李跃龙：人类文明的早期曙光大都依山傍水。洞庭湖区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水、土、湿地、生物资源条件，成为最早的稻作农业发祥地。从洞庭湖西域的津市虎爪山、澧县城头山，到安乡县汤家岗遗址等，这里已经被考古发掘证明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南方高地”。因为洞庭湖区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养育了历史时期代代中华儿女，巴人东迁，糜人安居，都以湖区为目的地。春秋末期，楚人越过长江向南拓展，通过不断经营成为楚国的粮仓，号称“江南”。虽然人文的、地理的“江南”，其位置在历史上不断变迁，但“江南”这一在中国历史辞典里代表着富庶和殷实的文化符号，最早指的就是楚国的江南洞庭湖地区。秦汉以还，无论是永嘉之乱、安史之乱，明末清初江西填湖广，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跃进时期国营农场建设高潮期间，洞庭湖区一直是历次全国范围大移民的重要流入地。它承载了大量的人口，滋养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是名符其实的母亲湖。

　　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棉油、水产养殖基地，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均用“稻饭羹鱼”“虽无千金之家，亦无饥馑之患”来描绘其社会经济生活，稻饭羹鱼也成为鱼米之乡在不同时期的代名词。洞庭湖给予人类以慷慨和丰厚的回报，除养活这一地区的民众外，明清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输出地。到清乾隆年间，随着洞庭湖区围垦洲土高潮的出现，劳动力、农业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叠加湖区，湖南省的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粮食产量逐步赶上并超过湖北省。新出现的民间谚语“湖南熟，天下足”进而取代了“湖广熟、天下足”。“粮船结队下长江”，供食天下，洞庭湖区成为最重要的国家粮仓，也一直是全国九大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2.湖湘文化的底色和个性，追根溯源，与洞庭湖密不可分

　　湖南日报：有专家认为，湖南的传统文明，农耕文明占主流。这和作为湖南“母亲湖”的洞庭湖的历史沧桑巨变有一种怎样的关联？

　　李跃龙：湖南是传统农业大省，农耕文明也是湖南文化的最大底色，湖湘文化就是在农耕文明滋养下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它既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浓郁三湘四水地方特色和湖南文化个性。而这个底色和个性，追根溯源，又与洞庭湖密不可分。

　　洞庭湖的沧桑巨变，其本质可以用白居易《过洞庭湖口》中的一句诗来概括，“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长江从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中携带来大量泥沙，在分流洞庭湖沉淀，淤积出大大小小成千上万的三角洲，这些由肥沃的有机腐殖质奠定的洲土湖田，经过垦殖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断经营，成为富裕的鱼米之乡。从清中叶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约两百年间，湖南省农业生产潜力的大爆发，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湖区优质农业生产单位面积的扩充。没有洞庭湖的沧桑巨变，就不会新生洞庭湖这个天下粮仓，也没有湖南省传统农业跨越式的蝶变。

　　洞庭湖区的农业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往往与湖南省其他区域有所不同。湖区的农业，表现出来最显著的特征是御水和排渍，体现出一种抗洪文化。堤垸就是民众百姓的家园和命根子，防汛抢险需要协作，它不需要争夺，而是顽强守卫，特别需要一种万众一心、团结拼搏的文化。湖区又是一个开放的移民社会，五姓杂处，宗族势力相对薄弱，风俗习惯上崇尚由繁入简，移风易俗尤为趋同。移民向来不太安于现状，而富于开拓精神，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相对迫切，湖区民众被赋予了一种与传统社会大众心理稍微不同的群体性格。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发展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

　　3.洞庭湖独特的流寓文化，以忠君、爱国、忧民为主题。《岳阳楼记》，是对流寓文化主题的概括

　　湖南日报：说起洞庭湖，必说岳阳楼。说起岳阳楼，必说《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所宣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如何影响了后世湖南人的精神追求呢？

　　李跃龙：范仲淹是吴县人，他到未到过湖南，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安乡县旧有范公读书台遗址，表明了湖南民众对他的喜爱。关于《岳阳楼记》和洞庭湖文化的关系，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因为洞庭湖所处的区位，历史上重要的政界人士和文化名人大都到过湖区，特别是被贬谪的失意政治人物和遭到流放的文人士大夫，形成了洞庭湖流域地区独特的流寓文化现象，从屈原开始，到贾谊、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寇准等，蔚为大观。流寓文化从屈原起逐渐形成忠君、爱国、忧民的思想主题，迄至范仲淹应滕子京之邀在河南邓州花洲书院写作《岳阳楼记》，对流寓文化的主题作一个总的概括，那就是儒家主流文化所倡导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条思想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其二，范仲淹之后，湖南人不断总结和发扬从屈原到范仲淹的这个文化传统，上升到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思想内核。年轻时的左宗棠专门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作座右铭，勉励自己。经专门检索道光以来有关洞庭湖和岳州府、县的地方志艺文，以忧乐为题材的几近三分之一，然后是吊屈，咏湘君又次之。到目前为止，这几类题材一直成为核心，在诗词、楹联中尤显突出。洞庭湖诗文繁荣发展形成这样的主题特色，在中国的其他几大湖泊是不多见或者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