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致良知”：蕴含抗疫的力量

　　薛晓源：人类正在经受一场百年一遇的灾难，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迄今全球确诊病例超过2559万人，死亡人数超过85万。面对疫情，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当下和未来。施寒微先生饮誉国际汉学界，巴拓识先生是德国第一位撰写王阳明哲学研究专著的哲学家。我想与作为汉学家和人文学者的你们一起，从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去看中国抗疫，并探讨后疫情时代。

　　施寒微：中国严格遏制疫情的政策是成功的。由于政府机构及早采取行动，危险得以避免。人们对政府认真负责的行动抱有很高的期望，政府机构尤其经受了挑战。疫情显然增强了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中国也是多极化世界中合作构架的有力参与者。对中国而言，与国际社会的经验交流，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经验交流，已经达到一个新的维度。最重要的是，国内高效的基础设施和集中治理经受了一次考验。国际社会应该分享中国的经验和中国从危机中获得的启示。

　　巴拓识：中国是第一批遭遇疫情影响的国家，或者说，新冠病毒意外地以当时人们完全未知的状态突然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中国科学家在研究新冠病毒方面做了宝贵的开拓性工作；中国的医疗工作者以崇高的牺牲精神救治了感染者；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严格的遏制措施，给之后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中国能够成功地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薛晓源：人们注意到，儒家文化所辐射的东亚地区，包括韩国和日本，在这次抗疫中表现不俗。有人认为，东方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和传统文化对抗疫有支持意义，人们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灵感和智慧，对抗疫起到了良好作用。

　　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著名汉学家，代表作有《中国简史》。

　　巴拓识（David Bartosch），德国跨文化哲学学会会员，代表作有《“无知的博学”与“良知”——库萨的尼古拉与王阳明哲学研究》。

　　薛晓源，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兼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飞动之美——中国文化对“动势美”的理解与阐释》。

　　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行人戴口罩走在涩谷街头。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施寒微：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社会责任意识根深蒂固。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可以用儒家传统来解释，也可以用历经几百年时间完善起来的社会建设来解释。“集体先于个人”的口号被认真对待。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成功遏制流行病蔓延的决定性先决条件。中国的成功首先会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产生激励作用。如果将中国式的成功作为一种范式化来进行学习和交流，那么中国式的成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高度分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个人和群体支撑的共同利益取向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

　　巴拓识：在中国的政府决策者成长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行为会不断受到严格的训练和多方位的评估，要做到德才兼备。归根结底，“德”才是判断的最终依据和行为指南。这种对“德”的重视建立在中国儒家的伦理体系上。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王阳明把这种持续不断的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理解为“致良知”。从根本上讲，人是善的。这种意识支撑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它直接地、反复地反映在人所有的行动与决定，成为个人行动的指导原则。良知蕴含巨大的能量和耐力、公平和正直。谁能够从内心中的良知出发行事，谁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顺便说一句，德国诗人歌德在浓缩了他毕生经验的诗篇《遗嘱》中，也提到了同样精神。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东亚地区的政府与人民在对抗新冠病毒的过程中迅速地制定出有效的抗疫方针，并且自觉地把这些方针融入实际行动中去，可以看到这种“良知”与“致良知”在社会危机治理中蕴含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