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从《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一代新青年被唤起，他们表现出勇敢、自信和有理想，走上创造历史的前台，成为民族进取心的表达者和时代的先锋。

　　五四运动爆发前，受过《新青年》所带动的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在新思想、新观念的指引下，开始“动”了起来。他们创办刊物，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兼以表达自己的理想。他们组织团体，尝试按新思想、新观念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生活。

　　五四运动爆发后，由于广大青年学生的积极活动，带动了全国各地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使新文化运动所引进、所生发出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像决堤的洪水急速向四方蔓延开来，波及各个社会阶层。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只限于教育界、学术界和报刊界的一部分人。到五四运动之后，广大青年学生、识字的职员，甚至略能读书的学徒、店员乃至家庭妇女，都通过报纸和刊物多少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到后来，即使许多不识字的人也因听到学生们的讲演或街谈巷议而对新思想、新观念略有所闻。所以，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迅猛扩展，使青年学生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引领新时代的风采。

　　孙中山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在批复陈汉明的信中，最早确认了青年学生的这种先锋地位。当时影响很大的报纸如《申报》《时报》等也都纷纷发表评论，赞扬青年学生起到了引领国民的作用。就连外国人士和外国舆论也都敏锐地看到这一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回忆五四运动时的情形时说：“学生运动创造了历史”。当时在华讲学的杜威颇为激动地说，在中国，正在由青年学生负起“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美国的《大陆报》认为学生运动彰显出“新中国之胚胎”，“中国学生应为担负刷新中国之责任之人。”

　　青年学生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对他们作为时代先锋地位的承认。而五四运动后一段时间的历史发展，进一步从实践中展现出他们引领时代的作用。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其领导骨干除了极少数有“老革命党”背景外，绝大多数都是五四青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过改组，也吸收了大量五四青年。在其他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学术、文学艺术领域，差不多都是由五四青年中的一些优秀分子肩负着领导和骨干的重任。这样一种格局，自然深刻影响乃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向。

　　青年，活泼有朝气，思想敏锐，追求上进，但青年终究不成熟。一是经验上不成熟，一是思想上不成熟。经验上不成熟，虑事不深，目光不远，举动不慎。思想上不成熟，悟道不深，信理不定，遇挫或则迷失，或则趋向极端。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近二三十年来，不断听到有人说，新文化运动过于激进，影响到后来的思想文化继续沿着激进的路走，以致把传统完全丢掉了。这种批评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由青年引领时代发展，本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而是由于老一辈人的错误和麻木而使青年承担起时代重任。由青年勉力承担起引领时代发展的责任，已属不得已。而造成激进主义情绪长期挥之不去的，更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激进主义有其深厚的社会政治根源。因为外受列强侵略、欺凌，内受专制主义的压制和摧残，有志救国和忧时之士，无不忧愤迫切。所以，历次的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运动都或多或少犯有激进的毛病。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是因屡次政治改革不能成功、转而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入手进行的革新运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启蒙运动。西方国家走上近代发展的道路，也曾经历启蒙运动。他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几乎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但在中国，近代的新思想、新观念几乎都是从外国来的，而且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一下子涌进来。人们不易从容地进行抉择，对新思想、新观念往往尚未深入了解，便被实际运动的狂飙带进大潮之中。思想上的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容易产生绝对化的倾向，各以自己所了解的一面认定为是绝对真理，极力排斥其他，因而不能造成从容讨论的风气，没有妥协磨合的余地。在这种氛围里，激进主义自是容易大行其道。而反对新思想、新观念的某些保守派，也喜欢用灭此朝食的架势攻击新文化，又从反面刺激追求新文化的青年们趋向激进。

　　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根源深藏在社会内部，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群人可以单独承担起责任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的各种态度取向组成一个完整的光谱。我们站在现实的高度回看历史，各种角色所起的不同作用，正是真实的历史的完整光谱。把你不喜欢的都去掉，只剩下你喜欢的，那就不是真实的历史了。

　　历史不是供人赏玩的，更不是供人诅咒的。聪明的选择是从历史中走出来，创造新的历史。（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