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人生问题，而人生问题的核心则是理想人格的建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注重培养和塑造自己的理想人格，构建形成了独特的理想人格体系，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取法师表的人生目标。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和人生哲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特征，对当代人的人生修养和人格塑造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取法乎上，效行相宜

　　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基型，最早可上溯至上古的帝尧时代。《尚书·尧典》开宗明义就塑造了帝尧这位“道德圣王”，他敬事明达、温文尔雅、诚实恭谨、谦和礼让、选贤任能、明察百官、敦睦九族、协和万邦、光被四表、引领天下……这些上古“圣王”后来常被人以“大人”“圣人”相称。从孔子开始，先秦诸子对上古帝王予以理想化，至孟子时，形成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系列。

　　中国的传统人格追求彰显了至高的理想性。从取法乎上的人生境界而言，儒者仰“圣”，道者崇“仙”，墨者尚“侠”，悟禅者敬“佛”。这些理想人格是他们各自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和人生境界，可敬仰师表，但往往可望不可即。所以，中国古代的传统人格建构，非常注重理想人格培育和践行的现实可行性，从上至下构建了一个差等有序的理想人格系列。比如，儒家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圣人”（尽善尽美者），次为“贤人”（执着行善者），再次为“君子”（德才兼备、修己安人者），又次为“士”（学以立志、知耻有为者）。

　　同时，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设计又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作为基础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有理想人格潜质者就是称之为“士”的阶层，他们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追求和实践理想人格的人。不过，儒家心目中的“士”是以行仁为己任的“贤士”，道家心目中的“士”是返璞归真、逍遥自在的“隐士”，墨家心目中的“士”是以身赴义、义无反顾的“义士”，魏晋以来释家心目中的“士”是有心向佛、心存善念的“居士”。先秦的士子处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逐渐开始分野。从社会流向的态势上看，儒者向上，走向上层，成为入世有为的士大夫；道者向外，走向山林，成为飘逸无羁的隐形人；墨者向下，走向民间，成为侠肝义胆的平民代言人。释家作为外来宗教，融入人世间，成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活菩萨”。无论他们的人生走向如何，但都有自我的独立人格。士子阶层这种相对独立与分野，为诸家人格的取法、践行和跃升，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反身内求，自我超越

　　人类的本性是共通的，在提升主体自觉、追求精神超越和实现人生价值上，东西方各个民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在路径走向或超越方式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相比西方人追求“绝对理性”、“上帝的天堂”这种外在的精神超越方式，中国人则是立足现实世界来追求人生的价值实现和精神境界，走向人生自身内在的自我超越之路。

　　其一，人生价值目标是人之主体的理想人格。先秦诸子言论中的尧、舜、禹等圣人，后世虽有所神化，但他们既不是人格神，也不同于西方基督教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耶稣、伊斯兰教“真主”的代言人“先知”，而是可称之为“人伦之至”“百世之师”的人。儒家所推崇的“贤人”“君子”，是居仁行义守礼、入世有为的“内圣外王”的道德模范；墨家的“任侠”“义士”，是以身赴义、义无反顾的英雄豪杰。即便是道家的“神人”“至人”“真人”乃至释家的“佛陀”，其实也都不是人的世界之外的“神仙”“上帝”，而是返璞归真、长生久视的人，是看破红尘、内心安详的觉悟者。这些理想人格在本质上还是人的道德品质、精神境界、气节情操的再现。

　　其二，人生终极归宿是人之本体的精神世界。在解决人的灵魂安顿和精神、情感需求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皈依的不是彼岸的“伊甸园”“极乐净土”“天堂”，而是超越个体自我从而与社会或自然合一的此岸世界，是人之本体的精神世界。这个理想中的精神世界，概而言之，是儒家“尽心、知性、知天”后的“圣镜”，是道家“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的“真性”，是释家“一切唯心所现”的“本心”，其本质上是人自身修养、修为而升华所要达到的“天人合一”“涅槃解脱”的理想境界，并外化为“无忧”“不惑”“不惧”“自在消遥”“宁静安祥”的精神状态。这种终极追求体现了中国人“止于至善”的道德信念以及“和合”“自然”“空灵”的审美理想。

　　其三，人生超越路径是人之个体的自我修为。如何实现人生的自我超越，基督徒寄托于“上帝”的救赎，穆斯林信赖“先知”的启示，而中国的传统人生哲学则强调，主体自我的价值实现，是人自身“为学”“为道”的结果。儒家认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而且，“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能否成为理想中的人，重要的不在于结果，重在追求“成仁”的过程。这种内在的自我超越，体现了人生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与精神超越的无限性的有机统一。

　　顺天应人，守正创新

　　一个民族的理想人格从本质上是其文化精神的集中表达。在中国古代先哲的眼里，人的存在与天地自然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而他们所构想与设计的理想人格，其人生的理想境界是“顺天应人”“乐天知命”“天人合一”。这种领略自然、参悟人生的“顺天应人”之道，为中国古代先哲们思考人生哲学的要义，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智慧之源。其中，作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品格，时至今日仍然是当代中国人向往取法的人格修养的楷模。

　　理想人格也是时代的文化符号。中国自先秦诸子时代建构理想人格基型以来，既有儒家心忧天下、济世有为的“圣贤”“君子”主导型人格一以贯之，又适应社会变迁与时俱进而不断开新，体现了历史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从中国人格精神嬗变的流向上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转型期：

　　第一次转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圣王人格”时代走向“士子人格”时代。随着周王室衰微，官、师开始分离，社会的急剧变革促使士人走向民间，各诸侯国都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礼贤下士”之风泛起。而游说之士也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士子们或游说列国，或聚徒讲学，逐渐形成舆论开放、自由争鸣的氛围，迎来了士子的黄金时代。诸子根据各自的政治主张，构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但无论儒家的“君子”、道家的“真人”、墨家的“任侠”，皆非古代的道德“帝王”“圣人”“大人”，而是士子的人格理想，实际上是士子们的理想化身。及至秦汉大一统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纲常名教大兴，儒家的“圣贤”“君子”型理想人格被统治者尊奉为人格典范加以倡导，成为主流形象。

　　第二次转型是在魏晋时期，由倡导“内圣外王”的儒家贤人君子，到崇尚“魏晋风度”的风流名士，最终走向认同“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的复合型的士大夫人格。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混乱动荡的时代，儒生们所标榜的纲常名教已经丧失了稳定社会的功效。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士子们，对先秦儒家憧憬的社会理想及其仰慕的理想人格也开始动摇并趋于幻灭，老庄玄学则风行其道，在天地宇宙的大自然中寻找人生的真谛，体现了精神上觉醒者的风骨，史称“魏晋风度”。它既是这个时代的一种人格精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其特点是：崇尚虚无、轻蔑礼法，淡泊宦情、冥于自然，通脱世俗、率性而行，雅重自持、处变不惊，超脱飘逸、贵生全身。而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儒家纲常名教伦理的一种人格“异化”与反叛，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自魏晋以后，持续四百余年的士族文化由盛而衰，及至隋唐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特别是中唐以来，儒家道统开始复兴，两宋以后，儒、道、释开始走向合流，经过儒家士大夫的改造，形成以儒为主、兼容释、道的理学，在人格取法上，也逐渐形成了认同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的士大夫人格。

　　第三次转型是近代以来，由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人格向新型的现代人格转型。晚明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士人阶层开始对理学提出质疑、反思和批判。晚明泛起的这股启蒙思潮，随着近代中国“前所未有之变局”而中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中国人从初识“技不如人”兴洋务，到深究“制不如人”搞变法，再到自觉开启新文化运动，强力批判封建礼教，形成了近代启蒙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潮流。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平台，以“新青年”为代言倡导现代新型人格，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型人格，引导人们追求青春之中国、青春之世界。以此为起点，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开始走上了培育和塑造现代人格之路。然而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对新型的现代人格的建构，从一开始就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体现了民族利益、社会价值至上的人生取向，这与传统儒家的“心忧天下”“入世有为”的主导性人格精神形成了高度的契合。（作者单位：吉林省教育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