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谈到有一篇评论文章叫做《“为官择人”与“为人择官”》，从唐太宗李世民下诏自省——“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起兴，论及如今任人唯亲的歪风，揭示“用人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文章的观点毋庸置喙，只是那句古话应该出自诸葛亮，世民只是转述。此后，接棒的是宋理宗时的赵葵，他有个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几？……为官择人，不为人而择官。用之既当，任之既久，然后可以责其成效。”表达相同意思的话当然就更多了。

　　历史上无论哪个时期，官员的任用大抵都离不开这两条路线：要么“为官择人”，要么“为人择官”。自古及今常见的“跑官”，显见该归入“为人择官”之列。所以宋高宗时“大宗正阙丞，人争求之”，陈俊卿的态度很明确：“当予不求者。”此外，辽道宗或许是个特殊的例外。他“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择，令各掷骰子，以彩胜者官之”。拿不定该提拔谁，让大家自己碰运气。耶律俨就这样得过胜采，道宗当时还来了句“上相之征也”，以为如此择官颇有些符合天意。这“两条路线”，也许贯穿着传统人治社会的官场史。但是，正如诸葛亮所言，走哪条路线，并不是单纯地走一走那么简单，谁在这个位置上干都一样，而决定着社会是“乱”还是“治”的大问题。至于辽道宗那种荒谬无比的择官方式，指望国家能得到“治”就几乎是梦想。正如《辽史》的结论，他的后期朝政叫做“群邪并兴，谗巧竞进……尚足兴论治哉”。

　　为什么要“为官择人”？前人的论点精辟极了，后人谨记就是。举宋朝几位人物。如袁甫：“监司、郡守非其人，则一道一州之蠹也。”如王居安，凡政事“问百辟士大夫则治，问左右近习则乱；大臣公心无党则治，植党行私则乱；大臣正、小臣廉则治，大臣污、小臣贪则乱”。如洪天锡：“在廷无严惮之士，何以寝奸谋？遇事无敢诤之臣，何以临大节？人物稀疏，精采销耎，隐惰惜已者多，忘身徇国者少。”等等。道理这样清楚，且如此浅显易懂，又为什么会“为人择官”？就是王居安所说的“植党行私”了。在我们的历史簿子中，这似乎也是一个常态。实例亦俯拾皆是，还说宋朝。

　　《宋史·孙沔传》载，“宰相吕夷简求罢，仁宗优诏弗许”，征求孙沔的意见，他正相反：“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看他提拔的那些人，王随、陈尧叟“才庸负重，谋议不协，忿争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寝废”；张士逊呢，“本乏远识，至隳国事”。究其原因，“盖夷简不进贤为社稷远图，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知辅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复思己而召用也”。在《盛度传》中，还可以读到后续。仁宗景祐二年（1035），王曾、吕夷简为相，盛度与宋绶、蔡齐并参知政事。这几个人等于分成三伙，“（王）曾与（蔡）齐善，而夷简与（宋）绶善，惟（盛）度不得志于二人”，老哥一个。当王、吕两人齐齐提出辞相时，仁宗没弄明白，问盛度怎么回事。盛度说他们两人怎么想的，我肯定不知道，但是“陛下询二人以孰可代者”，就能大概明白他们对将来怎么想的。结果仁宗问王曾，王曾推荐蔡齐；问吕夷简，夷简推荐宋绶。各自选择各自的心腹，不仅给自己将来的方便留了后路，而且摆明就是“为人择官”了。结果“四人俱罢，而度独留”。

　　《明史·刘基传》载，李善长罢，太祖想以杨宪接替。杨宪和刘基一直很要好，但刘基力言不可，认为杨宪“有相才无相器”，而宰相应当“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他的气量比杨宪更狭窄。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说宰相好比驾车的马，担心他会将马车弄翻。太祖说，那肯定非你老先生莫属喽，刘基说我也不合适：“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我太嫉恶如仇，又不耐烦繁杂事务，会辜负皇上的委托。然而，“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刘基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为官择人”与“为人择官”的根本分野。对这样的人，朱元璋“察其至诚，任以心膂”，真是没有走眼。

　　如今，从落马官员身上都不难窥见干部提拔问题上“两条路线”之争的影子。他们有的公然卖官鬻爵，有的奉行“不跑步送，原地不动”，那些属于窝案的，东窗事发时貌似各在天南地北，领域又各自不同，细看之下：你曾是我的秘书，我曾是他的部下……“为人择官”是怎样的一种情势，暴露得还不够充分吗？（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