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有如照亮黑暗的火把，又如茫茫夜空中的璀璨明星。当阅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时，我们会被海伦·凯勒这跨越百年的美丽圣洁光环引领着、激励着；当阅读《贝多芬传》时，那英雄交响曲会余音不绝地缭绕在你的耳旁，激荡在你的心间；托马斯·霍普金斯·加劳德特偶遇一位9岁的聋哑女孩爱丽丝，由此他发愿创办了美国第一所聋童学校……可是，如果人们问在中国特殊教育界是否也有这样震撼人心的巨星或名人时，你得到的答案恐怕是一脸茫然。其实，在中国特殊教育的历史上，也是从来不乏这样的人士的。只不过由于长期被遮盖、被掩藏，那段历史已经依稀湮没，我们已经长时间没有注意和发掘这样的人物而已。

　　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一部这样的著作，这就是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马建强的《中国特殊教育史话》。它描述了中国近代特殊教育，从1874年起源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十几位重要特教人物可歌可泣的特教生涯。他们中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爱心的外国传教士，有本土叱咤风云开启民智的历史文化名人，有“造福同病、艰难办学”的聋人特教家，有开辟草莱、矢志奉献的职业特教名家。

　　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面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是教育的弱势典型。在各类教育发展中，它总是处在最后的位置，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特殊教育方式也总是充满争议、布满艰辛，乃至于特殊教育历史和人物更容易被人忽视而难以保留，因此特殊教育历史研究一直缺位。早在1915年，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张謇说过：中国失教，宁独盲哑。100年后的2015年，中国教育历史研究和著述也可以说独失特殊教育。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特殊教育历史和人物，只有零散的碎片和模糊的背影。

　　越是弱势群体的事业，社会重视和关注就越少，做起来就越加艰难。然而，越是难做的事业越能显出人性的光辉和人格的伟大。其实，我们的特殊教育前辈中从来不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先贤。《中国特殊教育史话》中的人物，几乎个个都有殉道士的献身精神甚至执着的对残疾人的热爱，他们为特殊教育事业或筚路蓝缕，或倾尽一生，或尽力所能，或倾心扶持……

　　威廉·穆瑞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盲校，创建了中国第一套盲文，给千千万万的中国盲人在无光的世界里点燃了一盏明灯。创办我国第一所聋人学校的米尔斯夫人，在丈夫去世、女儿病故、资金中断的困境中，坚守中国聋教育，“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亲人，献了亲人献子孙”。她编写的中国第一部聋校教材《启哑初阶》，使聋人教育如蒲公英种子一样遍布全中国，影响东南亚。

　　1888年在汉口创办“汉口训盲书院”的大卫·希尔，取汉名李修善，穿汉服，说汉语，书汉文，终生未娶，用父亲的遗产买地建医院，并办两所盲人学校。他因避雨受寒生病在汉口去世，下葬日汉口长江江面所有轮船为之下半旗。

　　1931年先天失聪的龚宝荣，抱着“为同病造福”的愿望，在母亲的支持下，卖掉家里田地，典当所有家产，在杭州创办起私立吴山聋哑学校，开启了中国聋人创办聋人教育的先河。他首创了40个注音符号手切图，编写了《手切课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师生辗转流亡余杭、临安、兰溪、永昌、龙游、淳安继续办学，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抗战期间唯一一所没有停办过一天学的聋校。1915年，晚清状元张謇创办“盲哑师范科”，次年创办“狼山私立盲哑学校”并亲任校长；1912年，傅兰雅、傅步兰父子创办“上海盲童学堂”，从该校毕业的盲生相继获得美国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但是，历史研究仅仅挖掘搜集资料，只能说是采集到一堆宝贵的矿石。今后需要的是对这些材料的捡炼考证、拼贴穿串，这是一项更加艰难的工作。宁波市特殊教育学校袁东老师曾在QQ群里说，写作此书“是十个博士研究生的工作量”。笔者参观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时，去过马建强的办公室做客，只见室中四壁和案上的书籍堆积如山。大量的实地考察，大批的名人访谈，加上海量的文献资料阅读考证，才有他如今笔下如数家珍般的从容和自如、周全与严密。

　　金子便是金子，哪怕被尘土深埋。这些金子般的人物一旦被人们挖出，有如高悬在历史星空的晨星辉映着生生不息的芸芸人寰。每当自己困惑、倦怠、艰难的时候，打开此书翻阅，让这些特教先贤与自己对话，静思个人、社会、事业、工作乃至人生。（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第二聋哑学校中学高级美术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