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动态的”路径依赖，即对创新出现的新事物的模仿和学习；二是“静态的”，人们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的模式中，这种路径依赖不是人的本性的体现，而是人们被强制的结果。

　　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教授曾把“路径依赖”概念应用于制度演化的分析中，他提醒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要陷入到“路径依赖”中。事实上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由于路径依赖，至今都没有建立起有活力的经济体制，导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但也有一些国家成功地突破了原先的模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们不免要问路径依赖是怎么产生的，又怎么才能打破呢。

　　“路径依赖”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他过去的某个动作、某种行为，慢慢地，这种动作和行为就变成了他的习惯，比如某些人偶尔抽了根烟，后来变成了烟民，偶尔喝了次酒，后来变成酒鬼，人们常说的“上瘾”就是一种路径依赖现象，当然路径依赖并不都是贬义的，一个人通过学习形成某种技能，这种技能最终成为他赖以谋生的职业，这也是路径依赖的过程，分工、专业化可以说就是人们路径依赖的结果。

　　除了“重复自己的过去”之外，“模仿他人的行为”也会导致路径依赖，比如某个人在树林里踩出一条小路之后，其他人也跟随他的足迹穿越森林，结果这条小路走的人越来越多，变成了一条大路，这就是所谓的“世上本没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另外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电脑键盘的字母排列，这个排列和林间小路一样，从设计角度看不一定是最优的，但由于被后人采用而变成了技术规范。和产品技术层面一样，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也普遍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对他人某种行为的普遍模仿最终会演变成惯例、习俗和法律，比如语言、货币就是这样形成的。

　　“路径依赖”的产生，与人们的“理性”有很大关系，人们之所以重复自己过去的动作或模仿他人的行为，是因为他从初次的行动中尝到“甜头”，比如吸烟所获得的“兴奋”，他意识到继续那种行动可以不断地获得那种行动带给他的好处，也有可能是他意识到重复或模仿那种行为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小，这样，久而久之，意识会转变为“潜意识”，潜藏在他的脑子中，成为他下次行动时不自觉地就会使用的隐含知识，从而产生“依赖”。

　　人们在路径依赖的同时，也不断地打破路径依赖，试想假如人们总是“路径依赖”的话，那么人类现在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阶段。当人们发现新的技术、产品和规则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利益时，他就会予以采用，从而打破原来的路径，比如虽然现在电脑键盘的字母排列没有变，但对笔记本电脑的依赖已基本上取代对台式电脑的依赖了，又如上面“林间小路”的例子，随着马路、汽车的出现，林间小路逐渐被废弃，又恢复成了荒芜的草丛，还有，网上购物取代逛超市，网上约专车代替打的等等都是“新依赖”代替“旧依赖”的例子，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胜枚举的。“喜新厌旧”和沿袭惯例一样，也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当人们吐故纳新时，也就打破了旧路径。

　　可见，路径依赖是一个中性概念，不是一个贬义词，所表达的只是“人具有理性”，也即人会选择对他有利的行为方式这个意思。人的行为总是在一方面表现出路径依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克服路径依赖。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诺斯还要提醒中国，警告中国要防止陷入到路径依赖中去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路径依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动态的”路径依赖，即对创新出现的新事物的模仿和学习，如上所述，在这种情况下，对新路径的依赖不断地代替对旧的路径的依赖，同时人们也遵循那些有助于创新的规则，这种路径依赖是“人的习性”的体现，在正常的社会中，这种路径依赖是非常正常的；二是“静态的”路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创新被阻挠，人们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的模式中，这种路径依赖不是人的本性的体现，而是人们被强制的结果。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一般不存在上述第二种路径依赖，因为市场的天然属性就是创新，但在一个存在特权部门的社会中，就会存在这种路径依赖，特权部门为维护自己利益，借助于权力，千方百计地阻碍技术、制度的创新，从而导致人们“被动地”、“被迫地”也是“无奈地”锁定在低效率的路径中。诺斯所警告的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路径依赖，他所提醒的，与其说是防止“路径依赖”，不如说是防止特权部门阻挠改革。（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