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这个警示非常重要，值得深刻思考。我们的理论建设要解放思想，就不仅要注意体制外的思想动向，回应各种怀疑或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更要注重自身体制建设的改革和完善，以增强理论创新的活力。

　　●必须从基础理论方面，对那些实践中凸显出来的重大问题加强科学化系统化的阐述。

　　●目前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体制中有些规则、指标和程序本身，实际上是在要求或引导人们脱离科学讲效益，脱离问题讲套话，脱离内容讲形式，脱离质量讲数量，脱离法治讲人治。

　　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相应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支撑。在近年社会思潮纷繁复杂、争论很多的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使我们的理论目标更清晰。要走好中国自己的路，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把理论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少说空话多务实，注意研究真问题，回答真问题，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正能量。

　　■当今中国有很好的“故事”，却缺少理论上相应的好的“话语”来讲述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基础理论发展是否已经与改革实践的发展达到了良性互动和同步前进的状态？实事求是地说，恐怕还有许多不足。一方面，对改革开放实践中很多成功的经验，未能充分超越政策论证和政治口号层面，及时从哲学、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提升和表达，以形成具有当代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哲学与经济学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教训，也未能超越就事论事的层面，从其普遍性层面加以透彻的解读和引导，并依据理论的顶层设计使之产生普遍化的规则和规范。由于这些不足，总体上就造成了一种结果，如奈斯比特所说：当今中国有很好的“故事”，却缺少理论上相应的好的“话语”来讲述它。与此同时，社会上却不乏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随意发挥的“主义”、空洞无物的口号等广为流传。它们不仅严重曲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使我们的主题、旗帜和主导思想被淡化、模糊，甚至被解构和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从基础理论方面，对那些实践中凸显出来的重大问题加强科学化系统化的阐述。这里列举几例。

　　比如，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方方面面的具体理论和逻辑基础、基本的观点和方法是怎样的？它在政治和政策上的体现，在实践中效果的检验和反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什么？等等，都是要结合实践切切实实做出回答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缺少深入、准确、全面的研究、思考和表达提炼，对有些基本观念的把握就会模糊和动摇。比如最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能只发展市场经济，不发展社会主义》。从它的题目和内容可以看出，作者仍然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看作是两个彼此外在、分别衡量的东西来谈论的。其逻辑前提中含有这样的判断：搞市场经济就注定与社会主义无关，搞社会主义就是要给市场经济外加上一套什么先定的东西，二者之间客观上没有内在联系和相互生成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一种完全凭主观意志来进行的冒险游戏，没有科学的逻辑保证了。然而事实上，所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互不相容”、“市场经济只能姓‘资’不能姓‘社’”等说法，只是一种历史上的成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

　　而我国的改革，恰恰是要破除这种成见，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体性来思考：探索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样式，构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努力通过实践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看到，这是一个历史上尚无先例的历史进程，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有深层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创新来支撑和表达。所以我们的理论研究要重在建设，而不是简单地用旧的现成观念和方法去度量新的问题，否则就会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路径。而目前很多思想理论方面的争论，都是围绕这种观念冲突发生的。事实表明，在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改革创新，依然任重而道远。

　　再如，究竟怎样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

　　二者本质上是一种同时态的并列、对立和排斥关系，还是一种历时态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总体的视角和出发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曾告诉我们，二者之间总体上是一种历时态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当然这只是一般历史性的判断。从实际上看，我国是在世界整体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背景下，经过自己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开始创建社会主义的。正因为如此，现实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就具有了双重的特点和使命：一方面，我们要担当起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原有的基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就是说，我国虽然担负了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的许多代价，却未曾享有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成果。

　　正因为如此，对我国而言，还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要求一切都立即做到超越或区别于资本主义，还不能把战胜资本主义理解为一切都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着干”，而是要敢于和善于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积累超越资本主义的优势条件。如果上述两方面的理论定位和思想定位不清楚、不自觉，就势必脱离中国的国情，违背历史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导致方向性和战略性的偏差。现实中两极化的对立思维，正是这种偏差的产物：一极是缺少历史条件意识和社会实践意识，甚至分不清什么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另一极是缺少超越意识的主张，以为“现代化就等于西化”，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都看作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把资本主义的模式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孤立静止的两极化的对立思维，都会严重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要彻底摆脱它们的干扰，就需要在基础理论和基本思维方式层面有所反思和创新，进一步形成既有超越精神又切合实际的理念和方法。

　　又如，究竟如何理解“信仰”本质及其普遍特征？

　　近年来，人们很喜欢谈论信仰。但对“信仰”现象的本质及其概念表述，却缺少必要的辨析和共识，因此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信仰话语。这主要是由于，在元理论贫乏和规范主义思考方式的主导下，很多议论和说教仍然是把信仰与宗教信仰、甚至是某一特定宗教的信仰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西式话语的误区。例如，有些人指责当代中国人没有信仰或信仰缺失，却不了解中国传统信仰中能够包容多种宗教的独特优势，因为他们仅仅是以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特别是某一教派的信仰模式为标准的，以为有信仰的表现，就是像教徒对教义那样忠诚，非如此便是没有信仰。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无视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宗教（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的信仰方式，甚至连基督教本身也有不同的宗派和教义（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这一事实也忘记了。他们关于信仰的议论跳不出西方某种教派话语的窠臼，却脱离了中国大众信仰传统的实际，因此难免沦为布道式的一厢情愿的说教。

　　可见，究竟如何理解“信仰”本质及其普遍特征，是我们理论上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缺少了对“信仰”本质及其普遍特征的哲学理解和科学把握，就不仅不能正确对待世界上宗教多元化的现实，更不可能清醒全面地看待信仰的两大基本类型。实际上，人类的信仰形式目前有两大基本类型：一种是有神论的信仰，各种宗教及其派别均属此种；另一种是无神论的信仰，各种非宗教式的信仰多属此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从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信仰共同性的高度来理解“信仰”的本质和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和尊重人们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才能懂得如何促进多元化信仰体系之间的共处与和谐，也才能找准帮助人们建立健康文明信仰方式的途径。

　　可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些事关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与上述问题类似的思想障碍和干扰，不可等闲视之。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要有深切的问题意识，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上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我们不要食洋不化，食古不化，也不要只会跟着当前的政策叫“好”。总之要有现实的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要有深切的问题意识，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上，要少说空话，从现实出发，从问题出发，切实地揭示和回答问题。只有注意研究和回答真问题，才能给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持续的正能量。思考这些问题时，不能忘记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就是要使我们的精神生产（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主导体制更加合理、成熟和完善起来，使它显示出应有的活力和魅力。

　　在一个利益和思想多元化日益彰显的时代，社会上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和诉求，这并不奇怪。关键在于要有一套合理、开放、高效的体制和机制，能够运用科学、民主、法治的方式，让社会上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各种思想活跃起来，并能够将其中合理有效的意见整合提升为科学的理论成果，通过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检验，来不断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提升人们的共识。只有依托这样的体制机制，才能有效地不断筑牢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建构这样的精神生产体制，也是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哲学社会科学的体制而言，毋庸讳言，目前还需要进一步走出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惯性和思维习惯，摆脱过于行政化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和操作方法的特点是：权力过分集中，“一刀切”的单一标准；解决一切问题习惯“自上而下”的路径，而不习惯建立自下而上的渠道；行政绩效考虑多，民主法治考虑少；事前审理一手硬，事后审理一手软；静态直线判断多，动态多维调节少；等等。如今这些习惯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领域，形成了一种过于行政化的路径依赖习惯。例如在科研和教学体制中，往往主要不是依据科研和教学规律，而是依靠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掌握评价标准。目前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体制中有些规则、指标和程序本身，实际上是在要求或引导人们脱离科学讲效益，脱离问题讲套话，脱离内容讲形式，脱离质量讲数量，脱离法治讲人治。这些非常不利于充分依靠广大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也不利于打造强有力的中国话语。

　　■脱离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个导向，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就不能及时形成共识，好的中国故事就讲不透

　　行政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误区，是不适当地夸大了用行政权力保障话语权力的作用，从而低估了真理与人心所向的力量。这种心态非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本色，而且会严重削弱我们理论的自信形象。有些理论言说借助于局部的话语权力来张扬自己，实际上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负责，更不是对整个历史实践负责，不是着眼于整个国家社会“五位一体”的改革实践，而是仅仅为某种功利主义的“私自化”、“圈子化”、“部门化”的话语站台。这种倾向，弄不好就会成为滋生某些思想障碍的一个体制内的温床，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这个警示非常重要，值得深刻思考。我们的理论建设要解放思想，就不仅要注意体制外的思想动向，回应各种怀疑或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更要注重自身体制建设的改革和完善，以增强理论创新的活力。结合总书记的警示，不妨问一问：体制内的哪些因素，会成为滋生深化改革思想障碍的温床，因而需要倍加警惕和防止？怎样防止思想理论阵地受到现实利益分化和既得利益固化的侵袭，因而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最终的问题是，怎样通过理论的科学性来保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思想理论建设不可一日放弃的根本导向。脱离了这个导向，对中国自身的深度研究和超前研究就跟不上，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不能及时形成共识，好的中国故事就讲不透。所以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宣传”理念，充分理解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思想理论体制和整个文化体制的改革问题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视野，使之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