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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吴光
//www.workercn.cn2016-03-03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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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系列讲话中多次引用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格言,充分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坚持的“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例如,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把“民惟邦本”列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第一条。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指出,“在中国,民本和法制思想自古有之,几千年前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这篇歌词是大禹的五位孙子在被放逐途中回忆皇祖训诫、抒发怨愤之情的文章,文章首句就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祖父(大禹)曾经训示我们说:人民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贱失礼。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人民安定了,君位就稳固了,天下也就太平了。虽说此训不一定都是夏禹原话,但这的确反映了中国最早的民本思想。

  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性质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基本上是“天命”论笼罩下的民本思想,属于“天命顺民命”的类型。夏商周的统治者认为,君权是天命赋予的,但天命是顺从民意的,如果统治者不体恤民力,不修德政,天命就会根据民心所向转移到新君那里。如《尚书》之《五子之歌》《汤誓》《泰誓》三篇文章,就代表了夏禹、商汤、周武三王的民本思想。商汤在讨伐夏桀之罪的《汤誓》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的《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正因为统治者明白天命顺民命的道理,所以统治者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尤其是”小国周“统治者从”大国商“的灭亡中总结了历史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夏商时期的民本思想。如《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就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是不分亲疏的,他只辅佑有德之君。民心也无常主,他只归附于爱己之君。这也成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源。

  第二类,是“君以民为本”和“国以民为本”的思想。这始于孔孟而终于清末。在孔子、孟子时代及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虽然仍有“君权天授”的“天命”论影响,但在君民关系、国民关系上,明确地强调了人民力量的重要作用。孔子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为政在人”“为政以德”“民无信不立”“修己以爱百姓”等思想命题,奠定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命题,形成了后世“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传统。孟子赞赏汤武革命,称汤武诛杀桀纣是“诛一夫”,董仲舒提出“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的命题,唐初魏征所谓“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警告,都说明儒家民本思想传统的革命性,即失德者被人民推翻以致改朝换代的合理性。然而,在君主制社会里,儒家的民本思想始终是站在巩固君权的立场上,所以在本质上是“君以民为本”的“民本”论。所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玉杯篇》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这是君主专制社会中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第三类,“民主君客”范式的新民本论。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到明清之际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论。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和“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政治思想命题,树立了“以天下万民为事”的治乱标准,从而形成了“民主君客”的新民本思想范式。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文学家张岱也在《四书遇》中明确提出了“予夺之权,自民主之”的思想主张,可见当时的新民本思潮并非偶然。

  这股新民本思潮虽然一度受到清朝政府的压制,但它对清末、民国乃至现代民主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对当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也有诸多影响。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黄)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明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总结回顾中国民本思想发展史,我们从中得到的主要启示是:第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警示统治者要重视人民的力量,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指人民既有力量拥护当政,也有力量否决统治权;第二,传统民本思想的关键在于实行仁政德治,以民生优先。其中包括敬民、爱民、忧民、恤民、富民、乐民的政策举措;第三,国家的主权在人民。因此执政者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权力的源泉”,真正了解民意所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真正做到“心系民之忧”“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倘能如此,则本固邦宁,指日可待。(本文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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