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是家长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对子孙的告诫，或身体力行的经验之谈，或理性思考，或二者兼而有之。如今弘扬家训文化，应该在真家训上发力，防止以沽名钓誉为能事的伪家训鱼目混珠。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梁思礼先生逝世后，人们开始讨论起梁启超家训。因为梁家的九个孩子个个成才，连院士都出了三位：思礼之外，还有思永（考古）、思成（建筑）。任公先生定然是教子有方无疑了。

　　家训，是家长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对子孙的告诫，或身体力行的经验之谈，或理性思考，或二者兼而有之。家训的作用，龚自珍有句话，叫做“如王者之有条教号令之意”。从辞源上看，“家训”最早见于《后汉书·边让传》。蔡邕向何进推荐边让：“窃见令史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髫齓夙孤，不尽家训。”边让生活于东汉末年，从那时起到现在有差不多两千年了，表明家训不啻传统文化的一种。而见诸条文的家训，要以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宗，用明朝人的话说，所谓“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有开后世家训之先河的意义。颜之推直言撰写家训的目的，乃鉴于自己父亲去世得早，“年始九岁，便丁荼蓼”，虽有“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毕竟把持不住，放浪形骸了一些。年轻时，“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年老时，“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颜之推以切身的感受，将自己一生的经历、思想、学识等系统地整理成书，亦使《颜氏家训》超越了其家族本身，而成为汉族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

　　历史上很多知名与不知名的人物都留有家训。《新唐书》载，房玄龄“治家有法度，常恐诸子骄侈，席势凌人，乃集古今家诫，书为屏风，令各取一具”。又载，穆宁“居家严，事寡姊恭甚。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宋史》中也有不少。《陆九韶传》载，九韶（理学大师陆九渊之兄）“以训戒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包拯传》中的包拯“尝曰”，实际上也是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明朝朱用纯的《朱子家训》，声名不让《颜氏家训》，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在清朝至民国年间还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云云，琅琅上口。马克思《资本论》中涉及了680多人，唯一的中国人是清朝道光年间的王茂荫。王家也有家训，着重取与舍的辩证关系：“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这横祸，则此心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如今的各级官员，倒是应当好好读读。

　　王士禛《池北偶谈》里讲到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的一个观点：“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孙鲜克由礼，不旋踵而辱身丧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皆其身多惭德者也。”由此来看，家训似乎不可或缺。然必欲家训发挥功能，本身需发自肺腑。如果单纯的只是格言警句，尽皆“普适性”的字眼，似乎是专门写给别人看的，就不能指望有什么功效。普适性的格言警句，《三字经》《名贤集》里多了去了，《颜氏家训》云：“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因此，家训如果没有“自家”的个性，鹦鹉学舌，顶多就是装个门面而已。顺便说说，孙奇逢尝题壁云：“人生最系恋者过去，最冀望者未来，最悠忽者见在。夫过去已成逝水，勿容系也。未来茫如捕风，勿容冀也。独此见在之顷，或穷或通，时行时止，自有当然之道，应尽之心。乃悠悠忽忽，姑俟异日，诿责他人，岁月虚掷，良可浩叹！”这一段，如果作为孙氏家训传诵，倒是非常独特的。

　　细看梁启超的家训，其实是他写给子女们的信。著名的傅雷家书也是如此。但它们在功能上已行家训之实，并且行之有效。如今弘扬家训文化，就应该在这些真家训上发力，防止以沽名钓誉为能事的伪家训鱼目混珠。（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