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训”主要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等的教诲训示，也有一些是夫妻间的嘱告、兄弟姊妹间的诫勉、劝喻。家训是国学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传统家训名称多样，如家诫（戒）、家范、家规、家约、家语、家箴、家矩、家法、家则、家劝、庭训、世范、宗训、户规、族规、族谕、庄规、条规，宗式、宗约、公约、祠规、祠约，等等。“家训”的基本载体有两种：一是指规范、准则意义上的家范、族规或家教文献，是家族或家长撰写、制定的，有较强的教化意义和约束作用；二是指家庭教化、训诫活动。前者是文本，后者是实践，这两方面又相辅相成，彼此为用。

　　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新发现的清华简中有周文王遗命武王的《保训》，这篇三千多年前文王对武王的教诫，应该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家训。另外，先秦不少文献中也都留有训家教子的记载。比如《国语》中载有公父文伯母教诲儿子勤劳勿逸的“母训”，《论语》也载有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的故事。尽管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思想时代久远，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居“家”之“训”的全面而系统的家训，则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才出现的。

　　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的家训内容十分丰富，种类极其繁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汉代刘邦的《手敕太子》、班昭的《女诫》、蔡邕的《女训》，三国时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刘备的《敕后主辞》），晋代嵇康的《家诫》，南朝颜延之的《庭诰文》，北齐颜子推的《颜氏家训》（此书对治家修身、求学处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唐代李世民的《帝范》、陈崇的《陈氏家法三十三条》，宋代司马光的《家范》、《涑水家仪》，李昌龄的《乐善录》，叶梦得的《石林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陆游的《放翁家训》和教子诗，陆九韶的《居家制用》、《居家正本》，袁采的《袁氏世范》；元末明初郑文融等的《郑氏规范》，明代仁孝文皇后的《内训》、霍韬的《渭厓家训》、庞尚鹏的《庞氏家训》、高攀龙的《家训》、姚舜牧的《药言》、曹端的《家规辑略》、吴麟征的《家诫要言》、陆氏的《温氏母训》、袁黄的《训子言》；清代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孝友堂家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康熙的《圣谕广训》、《庭训格言》，陈宏谋的《五种遗规》，许汝霖的《德星堂家订》，蒋伊的《蒋氏家训》等。此外，郑板桥、林则徐、曾国藩等的家书也影响很大。

　　二

　　中国传统家训的内容虽然十分庞杂，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但核心始终是围绕睦亲治家、教子立身、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展开的。

　　（一）睦亲治家

　　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作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齐家”、“兴家”的极端重要性。

　　传统家训在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家之亲，此三而已也”（《颜氏家训》）。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传统家训无一例外地都把“孝”放在家庭道德的首位加以强调，王夫之认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 .尽管家训的作者们无不将“子孝”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主要方面，但大部分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如明仁孝文皇后《内训》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于己于家都不利。许多家训还对家长提出了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家训的制定、撰著者均为家庭中德高望重的前辈长者，他们多是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人士，深知“其身正不令而行”的道理，因而，每篇家训在论及治家的道德要求时，总是把家长以身作则、正身率下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司马光的《居家杂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李昌龄认为 “为父为师之道无它，惟严与正而已。”

　　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传统家训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都把兄弟姊妹、妯娌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规范，要求“兄须爱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纤毫利，伤此骨肉情”（方孝孺）。被誉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开篇一章就是“睦亲”，不仅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兴家”、“齐家”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如何保证家庭和睦的具体措施。

　　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古代家训受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同样以“夫为妻纲”、“男主女从”作为调适夫妇关系的行为准则，但也有一些家训主张一夫一妻，“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反对“从一而终”，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

　　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传统家训大都总结传授了家政管理、家业置办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及详细措施，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家训。这些家训在论及治家之道时，重点阐述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严谨治家、勤俭持家、忠厚传家、睦亲齐家和善待仆人。

　　（二）教子立身

　　由于子孙们担负着延续家族、光宗耀祖的重任，故而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的家训，也都把教育家人子弟立身修德作为“整齐门内”的一个基本原则反复强调。

　　首先，在教育宗旨上，强调清白做人。传统家训提倡“爱子有道”，反对溺爱、宠爱，强调以进德修身，贵名节、重家声，清白做人为重。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中告诫子弟，读书的目的在于“明道理，做好人”，而“取科第犹第二事”：“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郑板桥也认为，做个好人是第一重要的。他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郑板桥的这种思想意识始终贯穿于他对儿子的教育之中。

　　其次，在教育内容上，涵盖修身、睦亲、治家、教子、勉学、处世、报国、恤民诸多方面。主要是教育家人子弟应该进德修身，涵养仁心；蒙以养正，爱子有道；立志清远，励志勉学；洁身自好，杜绝恶习；应世经务，自立于世；奉公清廉，笃守名节；勤谨政事，报国恤民（后两个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于帝王、仕宦之家的家训中），等等。

　　再次，在教育的时间上，强调“蒙以养正”。传统家训的作者们，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明代的《庭帏杂录》是儿子们记录父母尤其是母亲李氏平日训诫的家训。李氏注重从孩子小时加强教育，也十分注意从点滴小事上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袁衷说母亲对他们“坐立言笑，必教以正，吾辈幼而知礼”。袁衮谈道，自己小时有次家童阿多送他和哥哥上学，回来时见路边的蚕豆刚熟，阿多就摘了一些。母亲见了，严肃地教育他们说：“农家辛苦耕种，就靠这些作为口粮，你们怎么能私摘人家的蚕豆呢？”说完，命送一升米赔偿人家。李氏每次购买柴米蔬菜之类的东西，付人银子时平秤都不行，她总是再加上一点。袁裳对此很不理解，李氏利用这件事，教育儿子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人家吃亏的道理。她开导儿子说：“细人生理至微，不可亏之。每次多银一厘，一年不过分外多使银五六钱，吾旋节他费补之，内不损己，外不亏人，吾行此数十年矣，儿曹世守之，勿变也。”

　　（三）处世之道

　　一个家庭、家族要能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为人处世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反复教诲他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二是讲究人道，救难怜贫。不少家训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量力济人。三是和待乡曲，宽厚忍让。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氏规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传统家训虽然涉及领域广泛，但核心始终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实质是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而且，这些伦理思想和教育方法大多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

　　必须指出，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封建社会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家训名篇多出自官僚士大夫之手，因此，传统家训不可能不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局限性。如片面强调臣子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卑幼绝对服从尊长的纲常伦理，如宣扬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和宿命论、轮回报应等唯心主义、封建迷信观念，倡导男尊女卑观念，灌输鄙视劳动、读书做官、耀祖光宗的名利思想，等等。对传统家训中的这些消极的教化思想和要求，无疑是应该抛弃的糟粕。

　　三

　　家训文化是祖先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传统家训虽不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总体上仍不失为先人们留下的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伦理文化遗产。作为传统国学和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家训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化方式都有诸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吸纳借鉴的价值。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既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家风营造和家庭建设提供参考借鉴，也可以用它来涵养当代中国的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14ZDB007）成果；作者系项目首席专家、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