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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需要有诗意的人

　　美有感性美（声色之美）、典型美、意象美（显隐之美）等高低不同的多种层次，究竟是哪一种美才能使人成为超越“伦物”世俗、“达本而识真源”的完全自由之人？

　　我在多种论著中都谈到，中国传统的“意象”美是美的最高层次，不再赘述，这里只想着重说明“意象”美的诗意。

　　宇宙这一“万有相通”的网络整体中的每一个交叉点（每一事、一物、一人），都既有其当前呈现的状态，又有其无穷尽的联系为背景。用中国美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作“秀”，后者叫作“隐”，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作“在场的东西”，后者叫作“不在场的东西”。是后者构成前者、形成前者、成就前者。后者是前者之源、之母。宇宙间的任何一事一物一人，皆“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显”与“隐”的融合。按此万有相通说，我把李贽讲的“真人”之“达本而识真源”，解读为就是要追寻具体事物的母源，追寻“在场的东西”背后“不在场的东西”，追寻“秀”外之“隐”。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所谓“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正是说的，美乃对隐在背后的母源——“情”“意”的追寻。

　　任何一件美的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意象说”告诉我们，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即“不在场的东西”，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只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全宇宙网络整体中的一个交叉点，一点当前的“在场的东西”，其形成的母源在于它与其背后无穷尽的网络整体（“不在场的东西”）有着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换言之，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和事物，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出这被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王维的诗：“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穷通理”的理何在？字面上没有回答。但“渔歌入浦深”一句却把我们引向了对王维人生的无穷回响和感叹。王维的另外两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引发我们想起人生的起伏高低，醒悟到人在处低处（“水穷处”）时能“看”到高处（“云起时”），这就是“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一语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无穷“深”的意境，不也就让我们“通”达了吗！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最能表示王维诗之令人“玩味无穷”的特点。当然，“玩味无穷”之味短或味长，这不仅决定于作品本身水平之高低，也决定于鉴赏者的文学修养之深浅。审美意识，原是作者与读者融合为一的产物。

　　对美的态度，可以是为美而美，也可以是把美深入到生活中去，实现美的现实化、艺术的生活化。审美现实化、艺术生活化，不简单是现实生活中感性方靣的打扮、装饰，更重要的是要像“意象”美学思想所讲的那样，以审美的高远境界，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事事物物：不死盯住眼前的这点事物，束缚在眼前的这点有限之“象”中。不斤斤计较“衣饭”“伦物”，而放眼于隐蔽在其背后的母源——无限之“意”，“于伦物上识真空”，让胸襟开阔起来，优游于自由自在的境地。康德和黑格尔都强调审美具有解放的作用，我以为，中国传统的“意象”美的确可以最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上述诗人，但我们要求做一个多多少少有点“意象”之美的诗意之人，或者说得再简单、再通俗一点，要求做一个从高远处看待日常事物的人，则应该是可行的。我经常举的例子：庄子妻死，“其始也”，亦“慨然”而痛，但他不执着于妻死这一点眼前的现实，而是进一步用审美的眼光“察其始”，“察”妻死之“始”源，体悟到人本无生，由无变生，由生变死，“犹春秋冬夏四时行”，于是“止哭”，“鼓盆而歌”。这是把审美观现实化，让生活艺术化，让胸襟开阔起来，使精神获得解放的一个生动例证。

　　当今之社会，正需要把上述观点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用上述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不执着于“我”这一个有限的交叉点，而能体悟到“我”这个交叉点是由宇宙的网络整体上无限个交叉点——无限个他人之“我”构成的，无限联系之网是“我”的母源。这样，就自然有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胸怀，也就有了和谐社会。和谐既是美，也是道德。有了高远的诗意，自然也就有了崇高的道德。新时代需要这样有点诗意的人。

　　（作者：张世英，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