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哲学史上看，船山“集大成者”的地位毋庸置疑；从世界思想史上看，船山哲学同样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对此，今日中国学界的认识亦无分歧。但问题是，对船山哲学的世界性意义怎样认识，怎样作出整体性的和学理性的比较与评价。我以为，欲彰显船山哲学的世界性意义，重点不在于将其同黑格尔这样的西方哲人作个案比较，而是将东西方思想史上关乎人类共同问题的求解同船山哲学结合起来考察，看看船山哲学究竟有哪些高妙之处。

　　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类面临三大永恒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两千多年来，世界上诸多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三大问题而思虑的。船山哲学看似为注解式的和批判性的，但其实质则同样是对这三大问题的求解。而且，相对于东西方以往的和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船山的解答方案或许更为合理，更具有一般性的价值。

　　一、船山哲学的基点为“气本论”。在船山这里，“气”是高度抽象的“实有”。此“实有”，“实”对应于“虚”，“有”对应于“无”，船山认为“实”与“虚”和“有”与“无”皆不能作本体解，因为“气”既为“实”亦为“虚”，既为“有”亦为“无”。具体说则是“气”之为本体，从“实”上说为“虚”，从“虚”上说为“实”；从“有”上说为“无”，从“无”上说为“有”。可以看出，船山的“气本论”，既是对中国本土哲学（如张载的“气本论”、朱熹的“理本论”、陆王的“心本论”）的超越，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也走到近代西方哲学（如黑格尔的唯心论、费尔巴哈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前面。船山的超越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其对“气”的理解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就逻辑而言，船山的“气”是抽象的，理论理性意义上的；就历史而言，他的“气”是运动变化的，实践理性意义上的。

　　二、西方学问以“天人相分”为根基，中国学问以“天人合一”为宗的。从中西方思想史上看，此种概括大抵上无甚错误。然而，我们看船山哲学，则不能作如是观。无论是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万物皆备于我”，还是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所强调的都是人心同于天心，人道同于天道。船山虽然同样主张“天人合一”，但其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同传统儒道两家大为不同。在他看来，人作为天地之心，是一气流行天地化生之结果，因而人道与天道合。天道曰“生”，故人因乎自然而日新其新。但这却不能反过来说天道即人道。用船山自己的话说：“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为道也。”人道与天道不在一个位格。人道得于天道，非天道与人道无别。倘若视天道为人道，则人无自由意志，无善恶之选择。最可注重的是，船山对“天人合一”的独特理解，内含着“天人相分”的思想元素。天道与人道不在一个位格，对于“天道”，人只能“相”之“事”之，而不能把自己摆在“天”的位置。而且在船山看来，世间万物皆为“天”之造化，唯有人能意识到其同“天”的差距；禽兽“有天明而无己明，去天近”，而人“则有天道抑有人道，去天道远”。此一“去天道远”的提法，在船山哲学中意义深远：一，指明人兽之别；二，强调相对于天，人是一主体性的存在；三，意味着天人相分，人有可能将天作为一对象性的客体而予以认识。而且，船山的“天人相分”，既不同于荀子和刘禹锡的“天人相分”，更不同于西方人的天人观。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意思是说人事的吉凶同“天”没有必然关系；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谈论的同样是人的主观努力同命运的关系问题，同样没有哲学意味。西方的“天人相分”的学说，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天”都是一绝对的“他在”，而“人”则是极其渺小的。即便如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也只能被黑格尔当作“马背上的绝对精神”。

　　三、相对于其他生物，人之可贵与伟大，就在于他可以自我完善。但是人的自我完善如何可能，通过何种途径而得以实现，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唯这样，两千多年来的人类思想史上才会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宗教或世俗的道德学说。这些学说所云的自我完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内在超越”，二为“外在超越”。“内在超越”以中国儒学为典范，“外在超越”以西方的基督教为典型。所谓“内在超越”，意即人性本善，人们可以在本有的善心之基础上成贤成圣，达成理想人格，亦如孔子所云“为仁由己”。所谓“外在超越”，意思是说，人类仅凭自身的努力是不能提升道德人格的，唯有通过外在的力量（如上帝）才能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善良。“内在超越”缺乏内在的动力系统，“外在超越”无疑为人的自由人为地设置了障碍（禁欲主义即是一例），而在船山这里，人的“超越”，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或者反过来说，既不是“内在超越”，又不是“外在超越”，而是对这二者的超越。这里的关键在于，船山的人性论是历史性的，是从“变合之几上说”，而不是从“固有之实上说”的。在他看来，作为类存在，“人之独”是天地万化的结果，但是作为个体的人，性善一方面是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更是靠后天的习得，即“继善成性”。“继善”之“继”，既是“内在”义，又是“外在”义。言其“外在”义，是指所“继”的乃是天德；言其“内在”义，乃是指人相天事天而日新又新。于是乎，所谓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在船山的哲学里，完全是一回事。只不过，由于船山认识到人“去天道远”，故其人性论是乐观而谨慎的。他一方面肯定人的自我完善之可能，但另一方面又反对传统儒学把人的道德位格提得过高，尤其反对将圣人神化。

　　 （作者：启良，系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