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光明日报》国学版梁枢）：习近平主席发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讲话以来，吸引和召唤了一大批学者回到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来思考有关中国文化、中国模式、中国路径等相关问题。今天姜广辉先生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部专著：《中国文化的根与魂》（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姜公用了一个鲜明的字眼，提出“根”和“魂”的问题。希望通过今天的学术座谈会，能够呈现出一种深度的思考。

　　我们是谁

　　余敦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化的“根”与“魂”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接触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问题。

　　近代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来所未有的一次大的剧变。当时的中国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所想的一个问题，如同王国维所说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西方是强势文化，东方是弱势文化。所以他们是“可信”的，我们是“不可信”的。先进的中国人到西方去寻找救国的真理，结果找来找去，产生一个困惑：怎么“先生”老是来打“学生”呢？

　　现在中国经济起飞了，国力强盛了。但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中国人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了。这是价值失落、文化危机的一个大转折点。所以习近平同志说要弘扬国学，弘扬国学要解决一个文化问题，知道我们是谁。要解决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爱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学者不要总是研究微观的小问题，应该研究“价值观”的大问题。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员，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应该有这个自信。姜广辉这是你的一大功劳，用“最简单的概念”来揭示“最深刻的信仰”，就是五个字：“意义的信仰”。什么叫经学？意义的信仰。第一是“意义”，第二是“信仰”。经学有什么意义？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十几亿人所有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一般的“意义”，它是最崇高的精神原动力。

　　经以载道

　　姜广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经”本义是织布机上的经线，它是不变的，它是一个“常”，引申言之就是“常道”，人间的常道。人间的常道就载在“经典”里头。所以古人常说“经以载道”。“经以载道”的“道”就是“意义”，就是“魂”。

　　前人写经学史，总是说儒家有哪些经典，这些经典哪一代谁传给谁了，基本上讲的是一个“传承”，讲得很僵化。所以台湾学者徐复观站出来说，不能把“经学”变成无生命的化石，要恢复“经学”原貌，应该重点研究经学的“思想”。经学既然是“常道”，它就是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观”。我经过考察，能称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那些理论，大都在经典里面，在诸子百家文献里的很少。所以我当时得出了一个结论：“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为了把它说得更形象化一点，我作个比喻，把中国文化比作一棵大树，“六经”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其他的中国文化都是从这个“根”上长出来的枝叶。还有，我们人都是有灵魂的，我就把经典所承载的价值观比作“魂”。“根”和“魂”就是这么得出来的。

　　我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儒家经典与意义信仰》。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一群没有信仰、讲究实用主义的人。其实，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最关心和重视的不是对彼岸的、鬼神的信仰，而是此岸的、现实社会人的生活的意义。我为什么活着？怎样做才会使人生有意义？中国人有一种“大生命观”，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仅仅当作是个人的，他认为自己是祖先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将来自己的子孙还会延续他的生命。中国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即使这一代人的理想实现不了，他相信后代总有一天是会实现的。你看我们中国人，爸爸妈妈可能没有文化，却尽可能让儿女有文化，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他们将来有出息。这是从纵向说的。

　　从横向说，就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物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处理好家庭中夫妇、父子、兄弟的关系，然后就是乡里邻居，继而是国家、天下，由此构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家国天下情怀”。中国人认为，如果把家国天下的事情做好了，人生就有意义了，甚至会青史留名，这就不需要拜佛求神了。这是对人生意义的信仰，我简称之为“意义的信仰”。这“意义的信仰”没有什么形式，它深藏于自己的心中。生命不能白白流淌，让意义化为生命，让生命化为意义，这是中国人内在的心声，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文化的“常道”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老姜说“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我是同意的，因为“六经”是中国文化最早的“先王之政典”。孔子删述“六经”，对“六经”有进一步的诠释和提升。说它是中国文化的“魂”，在我看来，就是在儒家整理的“六经”里面有价值观，有儒家文化的“常道”。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就是反思在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中有哪些是具有现代价值的。我在文中解构“三纲”是儒家文化的“常道”，认为“三纲”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而做出的一种“损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变”而不是“常道”。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什么？我认为应是先秦儒家要讲的，秦以后儒家也要讲的，到我们现代仍然要传承和弘扬的那部分内容。这要从孔子所删述的《尚书》讲起。《尚书》中已经包含了中国文化崇尚道德、以民为本、重视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

　　第一条是“崇尚道德”。《尚书·尧典》开头就讲帝尧“克明俊德”，这相当于《大学》开头就讲的“明明德”，后面接着讲的“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相当于《大学》在“修身”之后讲“齐家、治国、平天下”。春秋时期讲“太上有立德”，也就是把道德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

　　第二条是“以民为本”。《尚书·皋陶谟》里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到了《尚书·周书》强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民为本，也是先秦儒家和秦以后儒家所一直坚持的。

　　第三条是“重视社会和谐”，《尚书·尧典》在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之后讲“黎民于变时雍”，古注说“雍者，和也”。社会和谐，这是儒家讲“修、齐、治、平”最终要达到的社会理想状态。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对以上三条都是传承和弘扬的。孔子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畴，“仁”是统率其他道德条目的。“仁者爱人”是儒家文化的“常道”。

　　在老姜的书的序言里批评了“截断众流”的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从老子、孔子讲起”，胡适的书出来以后，梁启超就对这一点有所批评，他说如果把《尚书》和《左传》都一笔勾销了，就等于“把祖宗的遗产荡去一大半”。我的想法是，若要理解中国哲学，不能光讲孔子、老子及其以后的中国哲学，而是必须要接着他们前面的那一半遗产来讲，有了对前一半遗产的理解，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老子、孔子的哲学到底讲了些什么。这就是说，讲中国哲学要接着经学，接着中国文化的“根”和“魂”来讲。

　　经学的转向

　　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姜老师提出的“根”和“魂”的概念，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经学转向”。中国思想文化界从20世纪80年代的高度西化倾向，到90年代开始弘扬传统文化，然后是国学的兴起和“经学的转向”，其中也有出土文献研究的热点，这些都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其中“经学的转向”是一个更为具体的表现，因为传统文化的概念、国学的概念都非常大。“经学的转向”可以说是一个内在性的转变。

　　在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如何开拓新的方向并提出新的看法，这是大家今天要面对的问题。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史、经学史概念，姜老师提出“中国经学思想史”，这是一个新的视野。他说我们过去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是缺少“根”的。因为过去学界主要是以子学为主线来写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但儒家的子学同儒家的经学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根”的概念主要是相对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说的。经学中有“魂”，这就是经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他说经学是一种意义信仰，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意义”和“价值”又是同“信念”“信仰”联系在一起的。

　　说到中国文化的“常”和“变”的问题。“根”和“魂”其实就是“常”，它们是根本性、稳定性的东西，是经过筛选不断连续和传承下来的东西。李学勤先生在一个地方讲中国古代文明的长、宽、高，我觉得他总结得非常形象，“长”是说中国文明的历史非常久远，这已经是共识，不必赘述。“宽”是说中国古代文明非常宽广，不限于黄河流域，它是多元一体的。“高”可能就是姜老师讲的“根”和“魂”的问题，标识高度与深度。

　　要把经学看作价值体系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文化是在五经的继承上发展起来的。五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汉代以后进入经学的时代，后世学者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对现实做出回应，形成了一个“意义”流变的过程，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这就是姜老师所说的“魂”。“根”和“魂”的说法，基本上把经学在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很好地概括出来了。

　　2006年，我在人大国学院提出，要把经学作为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认识，经学是“糟粕”，是已经被否定的东西，怎么能在国学院又被重新恢复了呢？开始是有阻力的。但经过努力，我们还是把经学研究做起来了。2010年国学院召开第一次经学会议，题目定为“经学：知识与价值”。当时有意见认为，经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是可以研究的，作为一个价值体系提倡则不必。但我们还是坚持加上“价值”两个字，这关乎国学院经学研究的方向，我们不是把经学看作博物馆中死去的东西，而是看成依然活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之中，依然激励着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习总书记提出“四个讲清楚”，我理解，实际就是要把“根”和“魂”讲清楚。“根”是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是文字载体，“魂”是经典所承载的价值意义。经典是常新的，价值与意义也是被不断诠释的。如果说经学思想史探讨的是历史上的经学如何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的话，那么，我们今天重建精神家园，重塑民族魂魄，恐怕就是“新经学”面临的工作了。当代的国学研究者应当像历史上的经学家一样，自觉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

　　经典是文化创新的源泉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实际处在一个西化思潮中。在这个思潮之中，大家把西方通行的当作普遍的，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作特殊的。我们通常的做法是，用西方的学术语言和分析方法来解释我们的经典文本，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就用什么。西方人讲“存在主义”，我们就说“庄子是存在主义大师”；西方流行“后现代主义”，我们就说“庄子是后现代主义大师”。在这样一个西化的过程中，我们何谈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我们是谁”？我们文化的“根”在哪里？

　　按照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整理传统之后，我们重视了子学，经学的地位降低了。我们认为子学比较有哲学味，加强了对子学的研究。这里有我们的贡献，但也有我们的弊病，就是完全忽视了对经学的研究。而经学恰恰更能反映中国古代人的精神生活。

　　现在，我们重新开始经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传统的精神生活而言，经学显然比子学具有更高的地位，并且子学也离不开经学，这是对原有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我们在讲经学的时候，一定要从“新经学”的角度讲。其实，自汉代以后，后世每一代的经学都可以称为“新经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要讲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经学”。经学的研究除了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的对象之外（比如讲传承），最主要的，是要讲它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魂”，这个“魂”是由经典所给出的意义体系，代表着世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离了这些，我们无法从文化意义上界定我们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研究经学的目的，在于通过经学的研究去解决和帮助我们回应现实的问题。去帮助我们理解和找寻解决当代问题方法。正像朱熹的诗所说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经典对我们来说就是“源头活水”。我们总说“文化创新”，我们凭什么来创新？我们离开了这个“根”，离开了这个“魂”，就失去了我们创新的沃土。

　　中华之“魂”与文化复兴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广辉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在我看来具有一种学术思想变迁的指标性意义。这本书汇集了作者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的学术成果，特别向我们展现出从思想史研究走向经学重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脉演进过程。他将中国经学标识为中国文化的“根”与“魂”，清晰显示出他不仅仅是在学理层面，而且是在文明精神层面点拨出我们要归趋什么，坚守什么。

　　广辉先生指出20世纪的思想史书写过于注重诸子，而忽视了作为诸子根脉的经学体系。我也曾指出，譬如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诸子竞逐的群英谱系。教习这一课程的同仁们，把主要比重放在先秦诸子上，往往一个学期下来，刚能讲授儒、墨、道、法几家。问题是，像《诗》《书》《礼》《易》各经传，这些奠定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关乎“道法大本”的根源性经典，如果没有系统论述的呈现和观照，后续关于诸子学的讲授势必是单薄而碎裂的，这就使得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变迁脉络很难得到完整、充分的体现。思想史研究一向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重要领域，但是有关经学的研究则一直门庭冷落，不绝如缕。

　　广辉教授出于侯外庐先生门下，他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可以说是“衣钵有自”。侯老虽说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但他的思想知识资源的最大启迪，主要来自于早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涵泳精译与西方法政理论的吸收。侯先生的研究，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因为他同时注重中国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所以在那个年代，他的教条性相对比较少，从而显示出思考的真诚与特立。但其大旨不外于西方真理的输入及其“中国化”，背后仍然是用他所憧憬的启蒙理性的文明来再造这一时代精神。

　　侯先生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就是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以“维新”为特点的“中国路径”，从根源上讲清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广辉先生接续侯先生的学脉，从经学传统的层面指出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兆示着国人文明理性的回归，对于现代观念的流变也是一种提撕与警省。

　　中国人在世界文明舞台上被视为历史感强烈的民族，这个历史感其实是经学意义系统在实践情境中的精神体现，我称之为“经史经世”的文明典范。把握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精准地理解中国文明的“根”如何一点点长成大木、枝繁叶茂，也才能更具前瞻性地展望中国文明的“魂”如何参与到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成为国人安顿身心、平治天下的精神信条。（吴国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