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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自2014年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目前全球发行量已突破400万册。
思想的力量强大而重要。有好的思想才有好的思路,有好的思路才有发展的宽广大路。读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就要读懂其思想精髓,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用思想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不断增强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本领。近日,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韩庆祥教授。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折射执政自信和文明自信
辽宁日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个专题就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谈到“主义”问题,就有人认为这是过时的意识形态话语,或属于大而无当的词语之争。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实质?
韩庆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的根本主题。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后,面对的第一大问题就是道路、旗帜、主义的问题。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就是紧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突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这次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条主线,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把党的十八大精神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更加自觉。
这里释放出三个政治信号:
第一个信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是有强烈针对性的,针对的就是国内国际有些人认为我们已经改旗易帜或应该改旗易帜的论调。“坚持”充分表明我们党在根本问题上有方向感,有战略定力,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从这两年多来党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如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平正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因素在增加的表现。
第二个信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彰显的是为人民担当的执政理念。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聚焦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指向公平正义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的关键要素之一,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标志着中国改革的转型升级。
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实质是为治理国家公共权力提供现代化制度模式,即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其中,党政主导继续保留并发挥 “国家主导”模式的巨大优势,而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则有效弥补“国家主导”模式的弊端,减少党政压力,减少社会风险和矛盾。
三是提出中国梦。对此,应重点放到 “新三步走战略”框架中来加以把握——这是我从学理上提炼出的一个概念。第一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时候,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为实现中国梦铺平道路。同时,中国梦也是为解决思想分化、认同危机而提出的。
第三个信号,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有坚定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一个执政党的自信,更是国家、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自信。
国家精神既要五韵和谐又要主调高昂
辽宁日报:现在很多人主张个体意识觉醒、价值观念多元,认为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您刚才提到中国梦正是为解决“思想分化、认同危机”而提出的,这里面有哪些深层考量?
韩庆祥:我们不妨从哲学层面“一”与“多”的关系谈起。 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在思想领域过于强调“一”,统一思想、行动、步调,于是出现了僵化。 1978年以后,我们开始强调“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旋律是打破僵化、解放思想。今天,形成了社会阶层、利益主体、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局面。多样未必是坏事,如果“多”之间相互对话、交流、学习,则有利于文化繁荣和思想创新。但问题在于,现在的 “多”却淡化了“一”,淡化了主旋律,淡化了指导思想,淡化了马克思主义,“多”之间也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互相批判”,比如网络舆论场上很激烈的 “左”“右”之争。这种多元由于没有法治和德治的跟进,就容易以“自由”之名牺牲秩序与善。可以说,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思想分化很厉害,认同危机也较为严重。用辩证思维来看,由“一”而“多”易,由“多”而“一”难。也就是说,打破思想僵化相对容易,但把分化的思想整合起来却难得多。因此,在多样多元多变的今天,我们仍然必须有最大共识、最大公约数,以防止社会的撕裂。
从政治层面讲,解决思想分化、认同危机直接关系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 20世纪中叶起,西方对中国有意识地实行文化渗透、“和平演变”。这并非危言耸听或什么阴谋论,而是西方国家自己标榜的“攻心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人被西方“攻心术”俘获而不自知、不自省。概括起来,这个文化攻略分四个步骤:第一,崇尚“西方标准”,去中国化、去马克思主义化。第二,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让中国人自己得出结论——“西方月亮比中国圆”。西方是“裁判员”,我们是“运动员”。前提和标准是西方规定好的,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逻辑地”推演出来的,没有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是看不出其中的悖谬性的。第三,对中国加以虚无,否定领袖、否定党史、否定传统,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否定主义”甚嚣尘上。比如,现在一些地方性局部事件、偶发事件,经过网络助推,迅即扩展为全国性事件,并统统归结到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政府问题。第四,动摇理想信念,摧毁自信,瓦解共识,消解凝聚力,消磨斗志。理想信念动摇,人们就会“跟着感觉走”,在个人利害和国家是非选择中,注重前者,淡化后者,在内心深处,没有可以终生依靠的价值观和目标。
如何使中国梦成为 “多”中之“一”,从而建构起当代中国的良性社会运转秩序?具体有三个路径,即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意义,尤其具有道义性。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与他国的关系是伦理化的,而不是敌我化的。中国物质强大了,精神更要强大。人有两种长相,父母决定自然长相,文化决定精神长相。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一样。我们要把国家的精神长相保养好,这就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念多元,就是面部各个器官都要有,它们是不一样的;守住共识,则是“神”只有一个,不能分裂。中国力量,在国内主要是让政府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形成合力而不是博弈,国际上主要是建立外交新格局、掌握国际话语权。思想多元而不解构共识,主旋高扬而不压制多元,既自由又和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国家需要精神守一,用思想的力量治国理政,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有精气神谋事创业。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对辽宁来说,要破解振兴难题,地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急需增强自身的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首先要在把好脉、找准病根的基础上,提高学习能力、决策能力、动员能力、执行能力、管理能力和纠错能力,要硬在精神、硬在能力、硬在作风、硬在纯洁,尤其要有精气神和斗志,这是魂!现在某些地方精气神有所下降,不作为现象有所滋长。解决这一问题,选人用人是关键。□本报记者/谭 怡/史冬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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