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高龄的钱谷融耳聪目明。踏入钱先生家门，卧房内的收音机正向外传来咿咿呀呀的戏曲唱腔声。走出房门的他望见我们在穿鞋套，忙挥手招呼说：“这个步骤就免了吧，随意一点。”随钱先生走入房中，只见从窗边桌椅一直蜿蜒到房间中央的茶几上，堆叠着高高低低几摞书。茶几上最显眼的一本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世说新语笺疏》，书皮翘起、书页泛黄。“这本我最喜欢，国学大师余嘉锡的版本。”钱先生说。

　　去年年底，钱谷融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聊及钱先生一生的事业成就，他淡淡地说自己只是个教书的。作为教育家，钱谷融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当代文艺人才，人称“钱门弟子”。不少学生都曾撰文回忆跟随钱先生做学问的日子。严苛求真的治学态度、正直高洁的人格品质、柔情似水的情趣情怀、宽阔自在的生活方式……反复重现于各种往事之中，读来如观一幅幅肖像的绘成，但无不定格在钱先生真诚的笑容，一种将生命不可承受之考验皆化为淡然的笑容之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杨扬感慨导师钱谷融的刚正不阿：“上世纪50年代至今，钱先生一直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览其生平事业，的确都与学院相关，但他身上闻不到学院的陈腐之气，却能感受到学院生活养成的那种真诚、率性。”同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殷国明用“读书寄怀秋水，对人如坐春风”来形容他心目中的钱老。

　　“文学是人学”

　　钱谷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卓有建树，但这一切来之不易。1957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学术讨论会，号召教师提交论文。在当时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的鼓舞下，钱谷融写出《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在“谈人色变”的年代里，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受到各种批判、指责。“在中国，对人道主义的批判长达几十年。在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种特殊环境下，钱先生用非常鲜明的语言，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把人道主义精神作为文学的基本原则，这是石破天惊的！这在文学理论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页。”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表示。1959年，钱谷融又写下《〈雷雨〉人物谈》。这一论著在当时被认为是“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反动观点的具体运用”，钱谷融因此再次受到严厉批判。

　　钱谷融在《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当时的想法》中写道，《论“文学是人学”》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就是：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

　　当时国内主流文论认为“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是在‘反映现实’”。钱谷融则认为，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文学的目的应该是鼓舞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在于反映现实。他说：“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起来了，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样来对待人的描写，是绝对写不出真正的人来的，是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

　　“面对批判，钱先生坦率地谈自己对文学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多少年后被作为一个时期最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保留了下来。假如当初钱先生真的像那些好心的劝阻者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些妥协，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大概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学术声望了。假如钱先生跟风转，变来变去，个人境遇可能会得到一点改善，但学者钱谷融大概也就不复存在了。”杨扬如是说。

　　文艺评论要用头脑还要靠心灵

　　钱谷融认为，真正的文艺批评，就应该是一种关于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心灵以及艺术作品当中的生活与心灵的关系的研究。它应承担起分析阐明作品的意义，衡量评定作品的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发掘和再创造作品所包含的美的职能。钱谷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曾遭长期批判的《〈雷雨〉人物谈》。这一论著由系列论文构成，被视为当代评论家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最为经典的评论文章。

　　“我写《〈雷雨〉人物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愿意看到那么好的作品被误读。”钱谷融说，“做文艺评论不能单用头脑，一定还要依靠心灵。没有心灵的参与，就不能够领会艺术作品所包含的美，就不能尝到艺术作品所带给你的喜悦，你的分析就很难说是艺术的分析。大诗人大艺术家没有不重视感受能力的，中国的文论、画论、诗话、词话等都是如此，都非常重视艺术的感受力。”正是因为坚持这样的文艺评论思想，钱谷融的文章完全没有艰涩的语句，更没有玄思玄想、艰涩得让人皱眉头的经院气。“读钱谷融先生的评论文章，真正让人感受到批评的愉悦。”杨扬说。

　　钱谷融认为，文学评论并不是要给作家排座次，给作品下断语；古往今来，最权威的批评家只有两位，时间和人民。如何才能做好文学评论？钱谷融曾多次强调文学评论者应坚持两点：第一，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感受出发。在《保持理智的清明》中，钱谷融写道，文艺批评家应该有深刻的观察力与思考力，思想水平要高，但更不能缺少敏锐细致的艺术感受力。脱离了实际的感受，缺乏亲切的体验，那么你的理解必然是肤浅的，所作的分析也只能是抽象的，是不会有什么说服力的，更谈不上能打动人了。第二，必须有好说好，有坏说坏。钱谷融说：“文学批评本来就理应如此，用不着特别提出的。但事实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坚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当然，我们也希望与文学评论有关的各种团体和个人，能够更加明智通达一些，不要用自己的意向去影响或束缚评论家，使文学评论树立起应有的威信，那么得益的将是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作家、编辑、出版社等必然也将同受其惠了。”

　　“文学的本质是诗”

　　“我既无能又懒惰，一生碌碌无为，毫无建树。”说起自己的学术成果，钱谷融还是用这样一句“老话”评价自己。记者回应道：“您老太谦虚了。”钱先生立刻解释：“不是谦虚。我这个人，不会自吹自擂，也不会过分自谦，就实实在在。”

　　实际上，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尽管从数量上说，钱谷融发表的学术作品不多，但他的作品和文学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艺批评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文革”之后，钱谷融的文学思想成为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复苏的重要代表观点，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他的“人学”理论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不仅是中国新文学“人的文学”思想的历史延续，同时也奠定了当代“人学”思想的基本形态。

　　钱谷融笑称自己喜欢看书不喜欢写文章，书中最吸引人的是它里边的诗意。“文学的本质是诗。有诗意，这本书才能够被传下去。李白、杜甫的诗篇是诗，莎士比亚、契诃夫的戏剧也是诗，曹雪芹的《红楼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鲁迅的《朝花夕拾》等等都是诗。诗意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从整个心灵里面而不是单单从头脑中抒发出来的。头脑是思想、理智，心灵是思想和感情融为一体的。”

　　1989年，钱谷融在《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中表达了对20世纪作家缺乏诗意的创作的不满，认为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为代表的作家，“似乎理智远胜于情感，好像他们更多的是在用它们的头脑而不是用他们的整个心灵写作。”钱谷融写道，诗意和美决不是天生的纯客观的东西，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里的人创造了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诗意和美；进而指出20世纪作品缺乏诗意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对整个人类失去了信心”。

　　钱谷融的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的是其“人道主义”价值追求和诗意的文学旨趣。有人说，中国向来就不缺乏理论家，但真正能像先生这样一生执著于自己文学信念的学者其实就少了。对此，殷国明用“抱一守诚”概括道：“抱一”就是不为外力所动，对美、对诗意的追求，对学术的自信，对人的信心的呵护，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坚守：“守诚”则是指先生始终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对人诚，对文学诚，对真理诚。

　　采访过程中，钱谷融反复讲到一个人要有自己的爱好。“文学上的爱好，我自己有一套见解。我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一本《三国演义》，一本《水浒传》，这两本是名著，其他也看了很多书，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名著就这两本。”钱谷融说，“做人一方面要勤奋刻苦，另一方面要自由自在，心灵一定要保持自由。要不失‘我’，不抛掉‘我’的本色。一个人能不能保持住本色，就看你有没有爱好。你自己如果有个真正喜欢的东西，就不会丢掉本色。”

　　钱谷融有一本散文集，名字叫做《散淡人生》。钱谷融说，散文最难写，因为散文要有真性情，要过心。“我对散文的要求是真诚、自由、散淡。”真正的人，人品和文品是一致的。这六个字，又何尝不是钱谷融先生的真实写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