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伟制图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作为“十三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要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怎样在全面创新中发挥引领作用？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如何清除、思想藩篱如何拆掉？科研经费如何高效使用？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现象如何杜绝？如何为科研人员创造潜心科研的自由空间？怎样让知识产权保护不再难，使创新主体的创新劳动获得应有的收益？

　　围绕这些热点话题，本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我国科技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请他们畅谈打算，敬请关注。

　　——编者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基础研究能发挥什么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从供给需求关系、新常态下经济形势、创新与生产力这三个角度具体说明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首先，基础研究是根本“供给侧”。“基础研究是‘供给侧的供给侧的供给侧’。”杨卫这样定位。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杨卫从“供给”角度出发，对四者关系进行了层级分析。经济三驾马车“外贸、投资和内需”的结构比例发生变化，需求侧的变化要求供给侧作出适应性调整。创新驱动积蓄着长远发展的原动力，能够支撑和引领新经济，属于“供给侧”。而创新驱动由“创新”和“驱动”两部分构成。创新通常由高校、研究所和企业的专业人员承担，而驱动则由政府、企业管理层和金融投资者主导。创新涵盖多种科学研究，而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

　　“追本溯源，稳固经济社会发展基石，筑牢国家科学技术大厦，需对基础研究实行长期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杨卫说。

　　其次，基础研究是适应新常态的有效途径。

　　“用基础研究引发可产生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可延续甚至突破经济新常态。”杨卫结合经济新常态特点，强调“用需求牵引发展”。他进一步说明，当前科技创新多呈点状、分散状和渐进式，星罗棋布，各自为政。目前缺乏爆发式进步，像“核物理”一样激发链式反应，带动全局变革。“科技创新在经济新常态中肩负引领作用，它往哪里领，经济就向哪里流。”杨卫举例，正是大数据技术的突破，才带来“互联网+”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靠基础研究带来的科技变化，如果真的出现颠覆性的链式反应成果，就有可能突破新常态。”

　　再次，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的最高阶段——源头创新的唯一途径。

　　“如果总按别人的路线走，永远追不上别人，我们要做自己的路线图制定者。”杨卫认为，基础研究是实现生产力超车的唯一途径。他将创新分成四层“阶梯”：管理型创新、开发式创新、技术型创新和源头式创新。这四个“阶梯”自下而上，难度增大，对生产力的推动逐级提升。第一种管理型创新，只是从别国引进科学技术，进行管理效率上的创新；第二种开发式创新对别人的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集成式创新，但不涉及新的技术突破；第三种技术型创新是突破关键性技术，技术是自己的，但没有涉及科学层面的原理创新，其源头知识来自他人；而最高“阶梯”——源头式创新，真正是从基础研究衍生出来，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突破。

　　“就像比赛跑步，想要超过前面的选手，就要换一个跑道‘弯道超车’，沿着别人的轨迹追，怎么可能追上去？”杨卫认为，凭借劳动力和管理优势拿下“世界第一”难以持久，想要实现源头创新，在科学和技术上领跑世界，就必须依靠基础研究。

　　在这种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科学基金承担着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培养人才和团队、推动学科交叉等重要职责，是全面培养源头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