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鼎鼎（本报评论员）：到9月24日，上海交通大整治就要满半年，近日，《上海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提交市人大二审，将对交通大整治的一些有效做法予以固化。对这样一轮从执法延伸到立法、规模与力度都空前的交通大整治，你如何看待？

　　朱珉迕（解放日报评论员）：交通整治伊始，有不少人质疑，马路堵，交警还要“截停”，甚至辟出“处罚专用道”，岂不是“越管越堵”？但从结果看，因为“从严”，一些道路过去的常发性堵点，已有改观；公交专用道，畅通多了；市民对交通的满意度，也上去了。当然，城市交通是一个复杂综合体，从宏观的城市路网布局、通行规则制定，到微观的一个红绿灯的时长设置，稍有疏忽，城市就会“慢下来”，而“严管”只是第一步。

　　何鼎鼎：“从严”看似瞄准的是人，但靶心其实是规则。1868年，世界上第一个红绿灯矗立在伦敦议会大厦前，似乎从那时起，通行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现代交通本质上是规则之治，如何让规则真正深入人心、内化于行才是旨归，这构成了交通管理的核心命题之一。

　　朱珉迕：是的。从法治角度，任何惩罚都只是抵达目的的一种手段。解决道路问题，终究要指向深层次的社会运行之“道”。城市交通是基于规则运转的体系，各类主体唯有敬畏并遵守规则，方有整个体系的健康运转。交通整治正在于通过这种最为日常的场景干预，来强化或重塑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进而塑造一个更有秩序的城市生活共同体。从这半年来的整治看，无论是空前严格的执法力度，还是高密度的文明宣传，均从不同方向亮起了规则的提示灯。

　　何鼎鼎：力度确实很大，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些小议论，认为类似“全警上街整治”的做法，到底能持续多久？整治的成本是否过大？

　　朱珉迕：关于执法成本，需要辩证看待。首先，强化执法的全部收益未必立刻显现，而将随着时间逐渐体现。目前，上海已退出全国最拥堵十大城市，通行效率高了，社会经济收益也跟着水涨船高。当然，执法的本意在于捍卫规则、树立规矩，最终必会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但是，长期管理仅靠“严管”是不够的，成本也太高，必须强化科技监管、制度监管。应该说，科技手段的高覆盖，已经破除了很多人“警在法在、警走法走”的侥幸心理，也慢慢改变了“没有探头就能肆意妄为”的心态。

　　何鼎鼎：没错，技术治理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降低治理成本的好杠杆。事实上，用心善治的交通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金名片。比如，我们已经习惯用“车让人”去评价一个城市的文明；用“外卖半小时内送到”来度量生活舒适感，用“地铁能否无缝换乘”来刻画城市的便捷程度。在上海兴起的“摩拜单车”，最近在北京也很流行，它似乎挺好地解决了政府一直头疼的“最后一公里”，而这恰恰也在提示管理者：市场跑在前面，政府管理切忌落后，强调规制之治，前提是规则本身完善。面对如此激活市内交通的新业态，市政府必须自问：自行车道完善了吗？路权分配合理了吗？更优质的出行体验，一定来自更优质的通行服务。

　　朱珉迕：的确，城市交通是连接城市肌理的经络，是一道有关人与人、人与车、人与城市如何相处的复杂辩题。当然有人说，千城千面，每个城市有特殊性，但一些管理经验教训应该是相通的。从上海交通整治看：首先，仅仅“从严”不足以涵盖执法的全部真谛，只有将“从严执法”与“规范执法”“科学执法”并置，才是计深远的“认识论”；其次，执法总要有轻重缓急，什么问题给群众带来最大困扰，什么问题群众最迫切希望改善，就要花最大力气去解决。抓主要矛盾，总会务实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