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官员执政从经济思维到法治思维，无异于一场新的革命，其过程或许曲折艰辛，但方向却是清晰明确的

　　法治常被描述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它简洁、轻松、便利、公正，显明均衡的规则之下，人人各安其分，财富有序涌流。但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得首先让法治成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成为执政官员的思维方式。

　　回顾经济改革的实践，不难感觉到有一种思维方式在影响着官员，可简单将其描述为“经济思维”。经济思维奉行投入与产出的效益，始终关注如何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当一些经济学人进入官场，其所属专业的经济思维容易成为执政的思维模式。没有经济学背景的官员，有些也在提升自己教育层次的规划，努力向经济学靠拢。即便完全没有经济学知识，一些官员也会积极与企业家打成一片。

　　在经济思维的支配下，我们很容易奉行经济GDP至上，社会全面发展和有效治理的综合指标被浓缩为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社会更倾向于重效率而轻公平，决策者可以绕开法定程序单方拍板；一些官员更是习惯于按经济规律行使权力，腐败甚至成为一门“经济学”。过于依赖经济思维主政，带来的是地方经济的赶超发展，在改革初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带来一些问题：地方发展失衡，城乡差距拉大，教育、环境、社保、文化等难以成为发展中的重心，民众的福利、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经济发展之后公民的参与权利等没有同步提升，利益资源配置过于强调效率而忽略公平，积攒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使得社会治理陷入困顿。

　　单纯采取经济思维谋发展，一座座由人构成的地域共同体被简约成了经济数字，一切都被置于投资回报的经济利益衡量之下，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一个纯物质的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对中国发展开出的药方，就是“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导正发展方向，实现治理现代化，提升人权、福利、公平、正义等在发展中的价值比重，破解改革中的矛盾冲突，都要求在执政理念中注入法治思维，实现主导性思维的转向。

　　与经济思维不同，法治思维不是奉行经济是GDP的唯一指标，它看重社会的自由、公平、和谐，关注人的权利、福利和幸福感的提升，倾向于采取一个综合性的发展指标体系。它不是不关注经济，而是要求以法治思维去谋划、以法治方式去推动经济，从制度上为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的公平环境。针对已经形成的经济思维定式，法治思维的塑造须从官员政绩考核和评价环节入手，以“法治GDP”牵引官员主导性思维的转向，引导、监督官员将法治所蕴含的科学理性、民主参与等价值纳入执政当中，实现发展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和公平。

　　法治思维要求将权力更好约束起来，对权力进行合法性评判，包括目的的正当性与行为的合法性。而经济思维强调权力的主动性和高效率，有时忽略了权力本身受限的一面。所以，实现从“权力主治”向“权力受治”转变，将官员的思维焦点从权力行使的后果转向权力行使的方式上，恰是培育法治思维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确立起权力受治的规则性思维，塑造依法用权、依法行政的行为习性，确保权力运行的合规则性、连续性、可预测性和安全性，让法治思维变成官员的立身之本、发展之维。

　　法治思维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程序性思维，程序安定与否对实体影响巨大。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把程序法描述为“形式的形式”，认为其“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晃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改革发展与社会治理的任务，使得官员拥有较大的实体权力，从而越来越显现出对程序法治的需求。程序法治具有限制恣意、保证理性选择、促进沟通合作以及反思性整合等多项功能，能够强化对实体的外在约束，实现各个领域发展和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法治思维要求官员须走程序法治之路，同时程序法治也反过来强化主政的法治思维。

　　当然，经济思维本身并非洪水猛兽，官员无论在推动发展还是公共决策时，都需要尊重经济规律，要有经济学知识，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做纳税人最为精明的职业经理人。但这不意味着过于依赖经济思维，因为在国家的职能配置中，官员是公权力的承担者，核心使命是为社会、为市场运送公平正义，所以法治思维最为契合执政需求，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人占据政治要位的原因。对中国而言，官员执政从经济思维到法治思维，无异于一场新的革命，其过程或许曲折艰辛，但方向却是清晰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