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是涉及中国道路、制度与理论的战略问题，绝不是权宜之计，决不能三心二意——

法治建设：既要真诚，又要有定力

　　近年来，为了立“良法”，行“善治”，一些地方进行了积极探索，立法方面突破“闭门造车”，倾听民意，吸纳民智，力促民主立法，立出管用好用的法。（徐骏 漫画）

　　无论从内政还是从外交上看，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战略定力。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中，出现了影响政治意识形态的法治话语，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依法执政、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文化、宪法权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律规范体系、法律监督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实施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党领导立法、保障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等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系统。把法治作为修辞，衍生出关于法治的很多思想，很多与法治搭配的语词正在影响人们的思维。在十八大政治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决定》以及习近平近两年关于法治问题的讲话中，已经把中国特色的法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表述清楚。我们相信，对这些法治话语的系统解释和论证，可以构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法治中国建设是一个涉及中国道路、制度与理论的战略问题，绝不是权宜之计。对于法治要真诚，决不能三心二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在意识形态中显现出坚定的战略定力。构建与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法治意识形态，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需要在改革与法治同时推进的大格局下，准确理解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重新定位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树立法治改革观，用法治改革观塑造我们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解，需要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在深化改革中实现法治中国；在法治体系建设中落实深化改革。需要搞清楚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问题意识之所在，增强理解的针对性，避免望文生义的简单化理解。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强调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里，强调在重大改革问题上于法有据，是对改革与法治关系的重新定位，是对过去奉行的“改革优先、法治附随”思维决策方式的重大调整。这对准确地理解改革的地位以及法治的作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重视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律方法对“法”的塑造，以便对作为改革依据之法有正确的理解。

　　二是需要在政治与法治关系中确定法治的发展目标，在法治建设中仍然需要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决定》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党的领导并不是用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仍要坚持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手段。

　　三是需要在民主与法治关系中理解法治体系建设。民主是法治的目标，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我们只有先把法治建设搞好，民主建设才能有良好的法治环境。随着法治中国的建成，民主也会不断地进步。《决定》指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