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诋毁说”：欺骗性表象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

　　“诋毁说”经不起推敲，它全然不顾或伪造摆弄史料史实，罔顾战争亲历者的见闻，对于特殊环境下人的意志潜能也置之不理，却极端片面地将历史僵化于“生理学”一点之上夸大其辞。但是对于缺乏历史知识和战争认知的普通人，这种说法表面上却很具迷惑性，表现出四种舆论特征——

　　第一，它是以客观、冷静的面目出现，以科学常识的名义做出评判。比如，说“人体承受机枪枪口的冲击力而不倒，违背人体物理规律”、“燃烧弹下，神经元的反应难以控制”云云，听上去很有“人”作为物质体、生理存在的“真实性”。

　　第二，说理看似通俗“质朴”，容易让人理解。如，“邱少云是国民党‘烂军’出来的，又不是什么进步青年，不可能有这么强的意志力”、“以主观能动性歪曲事实，达到宣传的目的，这是教育的悲哀”。似乎对中国历史和国情很有了解和触痛。

　　第三，貌似现实、“接地气”的说法，易于引发某种心理共鸣。比如，“黄继光当时也认为自己在保家卫国，结果是助纣为虐”，成了“朝鲜金氏王朝的‘狗奴’”，“尊敬谈不上了，那种为了给民众洗脑儿炮制出来的所谓英雄只会在真相被戳穿后遭到耻笑”。进而谴责抗美援朝战争的不合理性。

　　第四，迎合一些人所谓反思“中国宣传史上传播手法失误”的心理。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称：“当年的宣传手法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点与为政治服务的特征，人物往往高、大、全，事迹常常惊天地、泣鬼神。到了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取向、民众独立思考能力的提高，这些英雄人物和事迹已经很难打动现在的年轻一代”但即便是这篇貌似中立的文章也不能不承认，它“折射出的是中国网络上政治立场的复杂多元”。在网络的围观炒作之下，种种以“反思”为名的“反常”说辞，对以青年群体为主流的中国网民，尤其具有异常性、蒙蔽性和欺骗性，进而扰乱他们尚不成熟的思想认识和文化心态。

　　“诋毁说”堂而皇之地打着“反思”旗号，在价值观多元化、相对主义流行的网络语境中，“颠覆”历史、“颠覆”传统共识，企图另辟蹊径，制造新的价值认同，究其根源，暴露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它设置一个“人体在感受”的基本前提，以“本能”逻辑标榜其主张的合理性，进而引发人们对自我和他者本真性存的反思和“顿悟”。然而，回到历史真实框架之中，其巧言说辞实在难以掩盖“虚无主义”的脆弱性。就如海德格尔所说，因为这种“虚无”呈现出的是一种“基于存在的被遗忘状态”。它只是将“存在”缩减为一种“生理常识”意义上的曲解，一种偏颇的认识，却轻而易举地遗忘了作为“存在”的战争史实，也滤掉了特殊环境下，科学至今仍然无法释然的人类强大精神意志力。

　　回顾中国文化史，历史虚无主义汹涌来袭，曾掀起几次大的逆流，造成对文化中国的强悍冲击。一次是在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近代史上，中国知识界被严酷现实所震惊，一些人对国家、民族的悲惨境遇百思不得其解，生发出不如“洋人”甚至“东洋人”的痛苦心态和悲观绝望情绪。彻底否定传统的虚无主义“反思”因之而生。一次发生在十年“文革”历史阶段，人们疯狂破“四旧”、砸烂旧世界，迫不及待地和传统分道扬镳，造成文化虚无主义的大肆泛滥。其结果，历史的发展逻辑颠倒、文化中的精华惨遭破坏，糟粕泛滥价值观迷失，文化中国伤痕累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的当口，振兴中华百业待兴，一些人却因生活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反差而悲观失望，虚无主义思潮乘势再一次涌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否定东方文明，中国社会传统再度遭到摧残。

　　20世纪末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等错误思潮，在全球化传播环境中沉渣泛起，又一次挑起意识形态争斗。其言论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尽鼓动、干预之能事，已造成了西亚北非、拉美一些国家、地区不可挽回的社会动荡和文化悲剧，也一直干扰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文化意识形态发展。与以往不同，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不再大动干戈，而是变换了姿态，暗藏于民间话语、各种文化论坛等传播形态之中，或以“质疑争鸣”的面目出现，或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或以“重评历史”为名俟机待发。互联网赋权、去中心化、隐蔽性强的舆论环境，以及舆论中对自由和开放的曲解，更助长了这股暗流。于是乎，谩骂当作水平、大批判用作武器、丑认作美，无良当个性，“颠覆”逻辑下的“反思”，再度加剧了一些人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无知、茫然与不自信。近期诋毁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种种说辞和风潮，正是历史虚无主义历时性泛滥的又一表征。其言论否定党史、军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建设成就，制造新的思想混乱，干扰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界的理性认知与和谐稳定，其逆袭之潮，来得尤为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