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论断，得到社会各界普遍认同。这种“基础和支柱说”是一个具有历史和理论高度的新论断，它所带来的最突出变化就是将以往作为经济范畴、经济领域要素之一的财政提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放在国家治理的总棋局中定位，使其功能和作用得到全面提升和拓展。可以说，“基础和支柱说”准确把握我国财政运行规律，使财政回归本义，从根本上摆正了财政的位置。深刻认识这一新论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可以从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着手。

　　“基础和支柱说”是在怎样的语境下提出来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说，“基础和支柱说”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提出来的。所谓基础和支柱，是相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的，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离开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基础和支柱说”。同样，离开财政这一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就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两者紧密联系、相伴而生，只有从它们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关系中理解“基础和支柱说”，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阐释。

　　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出“基础和支柱说”

　　社会发展目标往往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往往伴随着下一个阶段性目标的确立。从历史上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几乎所有社会资源都集中到政府手里，并由政府直接支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治理”二字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也难以形成国家治理概念。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主要针对经济体制，发展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也难以提出全方位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只有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在现代化各项事业稳步推进的基础上，我们才有条件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再进一步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也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过程。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仅使原有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发生分化，而且不断催生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呈现多元利益关系格局。随着不同利益群体、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经济社会主体日趋多样多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迫切需要启用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以包容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进而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可持续性。正因为我们今天走到了这一步，才会有财政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基础和支柱说”。“基础和支柱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标志着我国财政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