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作出重要批示，由此引发了人们对60多年前发表的这篇文献的高度关注。为了更好地领会、把握这篇文献的要义与价值，本文从党委会（党委制）的由来、发表的历史背景及现实意义等侧面对其进行重温，以飨广大读者。

　　党委会制度的由来

　　早在创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推行党委会制。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一开始就主张不采取党魁制，而是主张采用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责联络之责，其余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工作。在最初的设计中，书记只具有“负责联络之责”，其余委员分担各项工作。根据这种设想，中共一大决定：“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之后，中共二大党章第一次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区及地方委员会的任期、职权等作了明确规定。中共三大党章则规定各委员会须推选一名委员长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四大党章修正案第一次明确党员三人以上可以成立支部，三个支部以上可以组织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至此，党委会制度已具备基本雏形。

　　从中共一大至四大的最初几年，由于党员人数较少，领导机构和人员不健全，党委会的核心制度——集体领导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直到1927年，中共五大才正式提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确立集体领导的基本原则，是党委会制度建设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了使集体领导能够真正贯彻落实，并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提出：党的委员会必须按期开会，一切重要问题必须经过全会讨论与决定；常委会应该是集体的工作，在严密的分工的个人负责制的基础上，一切工作应经常委会集体讨论与决定；会议上应该保证讨论的自由；要用民主与集体的领导取代命令主义与包办的领导，等等。应该说，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党委会工作方式在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上取得重大进展。

　　但是，由于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各级党委成员并不具备经常集中起来开会决定重大问题的条件，因而党委会的集体领导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重大问题常常由党委书记一人来决定。这种情况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得以纠正。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九月会议”）特别提出，要健全党委制度，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以防止因个人包办而造成工作上的失误。为了落实九月会议精神，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党委会的实行范围作了说明，以避免实践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决定指出：“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这一实行范围沿用至今，各级地方、建立党组织的企事业单位、军队、青年团体和工会等群众组织均采用了党的委员会制度。另外，党委会会议制度在这个文件中也得到了具体化和规范化。

　　《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地规定了党委制的具体实施原则，为各级党委贯彻集体领导提供了基本遵循。这标志着党委制的基本成熟，现行的党委制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

　　文献发表的起因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就“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进行了全面而生动地阐述。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强调“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呢？

　　这首先得从党内长期存在的严重的“个人包办现象”说起。毛泽东曾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中严肃指出个人包办现象的危害性。这种个人包办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无纪律、无政府、各自为政的状态，不仅使党委会形同虚设，而且严重脱离群众，无助于解决问题和分歧，对革命利益损害极大。为了彻底消除这些现象，1947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在全党普遍恢复党委制。然而，刚刚恢复的党委制很不完善，集体领导原则依然难以推行，个人包办与专断现象时有发生。据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一份报告说：部队中问题很多，存在许多不是健康现象，感到有立即健全各级党委的领导与工作的必要。当时，党委会集体领导之所以难以落实，主要在于缺乏集体领导的机制以及有效的党委会工作方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忽视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因而，建立一套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已经成为健全各级党委会的现实要求。毛泽东提出的党委会十二条工作方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十二条工作方法，把以往的党委制基本原则具体化为硬约束的制度安排，从而结束了党委制流于形式的状况。

　　除了上述因素外，为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的到来以及完成新的历史使命，也迫切需要党不断改进党委会工作方法。随着全国即将迎来全面胜利，党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此作了说明：“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就要求党的各级委员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由上述可知，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十二条方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个人包办和专断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另一方面是为了克服党内民主不足的现象，适应解放区人民对民主的要求，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革命目标的实现。

　　启示价值与指导意义

　　毛泽东发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是对党的领导经验和工作方法的深刻总结，是对党委会工作方法的制度性安排。此文发表已过去60多年，但今天读来依然感到十分亲切，深受启迪和教益。

　　搞好党委会工作要把纪律与规矩贯穿其中。毛泽东关于党委会工作方法的第一至三条，集中阐明了书记与委员、委员与委员之间应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及其必要性。实际上这里讲的就是党委内部的政治规矩与组织纪律问题。在党委会中，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决定问题时每人一票，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为了确保这种集体领导原则能够落实，毛泽东不仅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而且还提出“要把问题摆在桌面上”、“要互通情报”、“要互相谅解”、“互相交流”等具体办法。这些都是我们各级党委成员必须注意和遵循的纪律与规矩。

　　搞好党委会工作需要科学的工作方法来指导。毛泽东关于党委会工作方法的第四至九条，集中谈了一些具体方法。文章指出，党委会要做好各项工作，首先必须掌握情况。这就要求“不耻下问”，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安民告示”，让大家早做些准备，开有准备的会；要“精兵简政”，开有效率的短会；要善于调查研究，做到“胸中有数”。在这个基础上，必须学会“弹钢琴”，做到统筹兼顾。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牢记和遵循的基本工作方法。

　　搞好党委会工作需要健康的党风来保证。毛泽东关于党委会工作方法的第十至十二条，集中讲述了搞好党委会工作应具备的思想作风。文章指出，党委会成员应该“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务必谦虚谨慎，“力戒骄傲”，不因成绩而歌功颂德，不因意见分歧而相互排挤。同时，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两种界限”，分析研究问题的性质，防止出现片面化和绝对化现象。这就告诫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端正工作态度和思想作风，以此确保党委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毛泽东曾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这段话所揭示的关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所提出的十二条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作者系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