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提到问责之剑，就想到黑脸包公的执法如山，或者想到带电的高压线。没错，问责之剑的首要特征，就是严厉性。一方面，问责之剑非常严厉地规定了每位社会成员的“分内之事”或曰“正面义务”，既然是“分内之事”，大家都不要含糊，老老实实把事情做好。另一方面，如果有社会成员不能把“分内之事”履行好，对不起，问责之剑就要发威了，它犹如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强制相关社会成员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或曰“负面义务”。

　　《西游记》中孙悟空头顶上的金箍圈，就是观世音菩萨为孙悟空设置的“问责之剑”。如果孙悟空兢兢业业保唐僧到西天取经，什么都好说。如果孙悟空野性难改，甚至想棒打唐僧，金箍圈作为问责之剑，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会让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

　　然而，问责之剑的根本特征不是严厉性，而是慈悲性。换句话说，严厉和冷冰冰不过是问责之剑的外壳，透过外壳，人们能够触摸到问责之剑的慈悲与温暖。

　　从问责之剑的“特殊预防”功能来讲，如果没有问责之剑对作奸犯科者的“阶段性问责”，他们终究会迎来社会法则的“终局性问责”。

　　人们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又讲，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话都说明，人类社会事实上存在一个权利和义务的能量守恒定律。如果某人不遵循问责之剑的约束，任性妄为，不断地透支自己的权利，从量变积累到质变，小来偷针大来偷金，终究有一天要遭受社会法则的“毁灭性问责”和终局性问责。

　　观世音菩萨在孙悟空头顶上设置了金箍圈，孙悟空的野性冲动刚刚萌芽，就被金箍圈所带来的“阶段性问责”强行矫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孙悟空从此不敢无法无天了。相比社会法则提供的终局性问责是一种“毁灭性问责”，问责之剑所带来的“阶段性问责”更多是一种“治病救人”的问责。问责之剑的慈悲性于此可观端倪。老百姓常讲，打是亲，骂是爱，也是这个道理。没有寒光四射的问责之剑，人性的缺陷就得不到规制，结果，非要到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才有所警醒。所谓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问责之剑“特殊预防”功能所具有的慈悲性，中外思想家都讲过类似的观点。中国古代思想家子产说：“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看起来火很残忍，伸手必被烫，却防止了多少人被火烧死。水看起来最柔情，它却让人们没有防备地一步步走向深渊，直到陷入灭顶之灾。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人们在行使自由权利时，绝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否则他自身也就不自由了，这时，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强迫他自由”。在卢梭看来，用法律手段对作奸犯科者予以严厉问责，从本质上讲是强迫他回归真正自由的光明大道，远离看起来是自由却是“为所欲为”的邪路，从而是仁义慈悲的。

　　从问责之剑的“一般预防”功能来讲，问责之剑起到了普遍性的警醒作用，从而能够让更多的人远离作奸犯科的邪路。

　　具体来讲，这种警醒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问责之剑对少数作奸犯科者的强行问责，让大多数人感受到问责之剑的无情威力，从而心生忌惮。人们常讲“问责一个、震慑一批、教育一片”，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想想看，当孙悟空在紧箍咒中疼得死去活来时，猪八戒、沙和尚以及白龙马的内心一定受到强大震撼。正所谓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个。另一方面，问责之剑能够起到“惩罚转化器”的作用，把社会法则所具备的、未来才发生的终局性惩罚，通过问责之剑的传输带，转换成当前活生生的阶段性惩罚，从而让所有社会成员更加恪守法律规范。

　　尽管社会法则所具备的终局性惩罚令人生畏，然而，以下三个因素的存在削弱了这种终局性惩罚的威力。一个因素是，终局性惩罚虽然具有雷霆之怒的威慑，但这种终局性惩罚的发生，是非常态的。它需要社会成员的作奸犯科，从量变积累到质变，惩罚才会兑现。因此，在两个质变阶段中间的漫长量变阶段，人们常常会遗忘下一个质变阶段将要降临的终局性惩罚，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另一个因素是，从大历史角度看，终局性惩罚必然会发生。然而，从个体角度讲，有些人干了坏事却得不到社会法则的及时惩罚，这必然助长了他们做坏事而脱逃惩罚的侥幸心理。第三个因素是，人是情绪的动物，未来才发生的痛楚和当下马上兑现的享受进行比较，人们有时候会选择非常短视的“饮鸩止渴”。比如，孙悟空常常在冲动中，不顾一切地选择“吃俺老孙一棒”。

　　幸运的是，问责之剑所具备的“惩罚转化器”原理弥补了这三个不足。首先，问责之剑的“惩罚转化器”把未来才发生的、非常态的终局性惩罚，通过制度传输带，转换成当下立马发生的、常态的阶段性惩罚，让每个人都头戴金箍圈，从而把人们从“健忘症”中惊醒。其次，在问责之剑的“惩罚转化器”面前，做任何坏事都要马上受到惩罚，这种报应不爽的“现世报”克服了“未来报”带给人们的侥幸心理。最后，从人的情绪来讲，问责之剑的“惩罚转化器”搁在那里，犹如开封府里三把寒光四射的铡刀，它所产生的威慑情绪能够瞬间击退人们“疯狂一把就死”的冲动情绪。（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