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权与职责相统一，是建设现代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掌握一定职权的政府工作人员应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主动作为、善谋勇为，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这就需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为勇于改革创新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干成事。

　　明确问责标准。我国现行法律中的行政问责，主要是指领导成员或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决策严重失误、工作失职、管理或监督不力，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和实施违法行政行为，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用人失察或失误，造成恶劣影响或重大损失等行为，承担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的法律后果。相关行政责任包含两类：一类是内容较为明确、由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的法律责任，另一类是内容概括不明确、通常由部门或地区行政长官承担的领导责任。实践中，行政问责主要以后者为主，问责机制也主要以政治责任的形式启动。在以往的相关规定中，对这一责任的追究，要求责任人主观上有过错。如2009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有“决策严重失误”“因工作失职”等表述。但实际上，因主观过错标准不明，基本实行无过错的严格责任模式。这种模式难免使干部有所顾忌、束缚手脚。为了鼓励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干成事，需要作出三个区分：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就是说，应建立健全容错机制，为“试错”者留出免责空间。但“容错”并不是对乱作为的宽容，纪律和法律仍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设置责任清单。如何界定“工作失职”，是实行问责制度的难点。目前，许多地方正在推行政府责任清单制度，将其作为权力清单制度的配套制度，旨在全面梳理政府部门行使的职责，以清单方式列举并公之于众。在实践中，这一清单制度对责任主体规定比较多，在实施依据、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等方面还没有清晰的梳理。作为“一张写着政府部门责任的纸”，责任清单制度应兼具组织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双重属性，完善规则内容，使其成为保证政府工作人员恪尽职守、有所作为的制度基础。对行政行为的过错标准，需要科学设置、详细规定，否则一方面会造成官员在行政决策中无从避险，另一方面会造成“严”制度“虚”落实。此外，应建立在责任事故发生之前对行政行为实行日常监督的制度，对可能造成事故的失职不当行为进行追究，让行政问责发挥风险预警作用。

　　坚持有错必纠。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些地方不敢容错是因为政府自身动态纠错能力不足。实际上，敢于承认过错、敢于纠正过错，不但是责任政府理念下权责一致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对领导干部加强从政修养的要求。如果已发现决策失误，就应重新履行科学论证、征求民意等法定程序，把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以真诚取得人民的谅解。如果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将错就错甚至搪塞推责，其危害比错误本身更严重。应对政府权力行使的程序、环节、过程、责任进行分解细化，并制定相应的行使标准、运行流程、监督制约制度。这不仅是为了使问责有法可依，更是为了及时纠正政府权力行使的随意、异化和滥用。加强行政问责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目的是为了提高政府法治化建设水平，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作者单位：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