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市场准入类罪名，如非法经营罪等，在我国刑法中为数众多。它们为维护市场秩序立下汗马功劳，但在划定市场主体经营红线、让经营者敬畏规矩的同时，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扼杀创新创造活力

　　国内立法机关包括相关智囊机构，对法律法规的制订与推出十分重视，却对法律的运行效果不太关注。法律颁行之后，在实践中是否得以执行，实际效果如何，是法律的生命，比纸面上单纯法条重要得多

　　要守住不违法使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底线，同时善于精准把握民事、行政、刑事关系，合理界定民事责任、行政处罚与刑事犯罪边界。既防止权利人赢了官司、丢了市场，又防止案件办了、企业垮了

　　法律与经济的关系表述常见诸人们视野的，是“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确，法律是治国理政的重器。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保护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其中的刑法，自带“最后保障法”光环，以谦抑性为属性标签。于是乎，只要一把刑法与经济、产业关联起来，一提及刑法与经济发展等命题，仿佛就触犯忌讳，似乎刑法应离经济远一点。

　　实际上，刑法作为国家暴力最直接、最具强制力的表现载体，与经济发展转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远的如投机倒把罪的取消，为市场自由交易废除了刑法设置的枷锁。从此以后，市场经济得以蓬勃发展。近的如醉驾入刑，在酒驾现象迅速得到控制的同时，还“意外”催生代驾这一新的行业。可见，刑法与经济之间不仅关系密切，而且以刑法之利，在干预经济时效果立竿见影。因此，在处理刑法与经济的关系时，要以高超的艺术拿捏好分寸，防止失之偏颇。

　　现在我们经常讲创新，经济领域里的创新，对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刑法就需要注意给经济发展创新预留空间。

　　举个例子，为保护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的秩序，或者纯粹出于管理便利的考虑，国家通过立法设置行业准入门槛，并以刑法作为后盾加以保障。这导致典型的市场准入类罪名，如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在我国刑法中为数众多。它们为维护市场管理秩序立下汗马功劳，但在划定市场主体经营红线、让经营者敬畏规矩的同时，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扼杀市场创新、创造活力。

　　在经济与刑法的关系中，还有一种刑法抢跑经济法的现象，也要引起关注。如“97刑法”中有关期货犯罪的规定，就是在没有相关经济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率先在刑法典中作出规定。伴随新常态背景下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刑法介入经济的定位应当逐步调整，由注重经济市场准入转变为关注经济市场行为过程；由静态监管转变为动态监管；由维护管理秩序中心主义转变为保障交易秩序中心主义。纠正传统定位的偏差，将市场交易秩序的保护置于主体、中心地位，将市场管理秩序的维护置于保障性、基础性地位。

　　近年来，国家在刑事立法，尤其是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上投入大量资源。1997年起，已颁布九个刑法修正案。其中，对个案的修订和增设，大多与经济犯罪相关。

　　应当说，绝大多数经济犯罪条文的修订都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市场秩序的维护和保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是，经济刑法的立法实效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反思：

　　其一，不少经济刑法罪名被虚置、空成具文。有学者经过实证研究后发现，虽然刑事立法资源大规模投入，但刑事司法呈现谨小慎微的情况。刑事立法或司法解释中频繁增加金融领域的新罪名或扩大入罪范围，可司法中适用新罪名或新罪状追究刑事责任的，处于没有或极度稀少的状态。操纵市场罪、虚假陈述罪的适用数为零。近年频繁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中的新罪名，以及司法解释中的新类型适用情况，也大抵如此。

　　其二，有些条文实施后的实际效果有悖初衷，如骗取贷款行为的入罪化。在刑法已经设有贷款诈骗罪的情况下，骗取贷款罪主要是在银行的推动下，防止银行贷款无法收回而设立的。但是，骗取贷款罪设立几年下来，从已经发生的实际案例看，这个罪名并未达到银行界当初提议设立此罪的预期目的，反而朝银行预期的相反方向发展，银行方面似乎已经后悔当年提出设立这个罪名。

　　目前，国内立法机关包括相关智囊机构存在一个通病，即对法律法规的制订与推出十分重视，却对法律出台之后的运行效果不太关注。法律颁行之后，在实践中是否得以执行，实际效果如何，是法律的生命，比纸面上单纯法条重要得多。因此，有必要加强刑法介入经济领域实效的实证研究，并据以反思、调整、完善相关刑事立法。

　　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关键时期，合理运用法律手段，对于扫除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障碍，形成健康向上、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意义重大。其中，要守住不违法使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的底线，同时善于精准把握民事、行政、刑事三者关系，合理界定民事责任、行政处罚与刑事犯罪的边界。既防止权利人赢了官司、丢了市场，又防止案件办了、企业垮了。总之，为经济发展、市场创新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势在必行。（作者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