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力标准，这头本该瞪着大眼的神兽似乎在和平的温床上倦睡了。现在，该是大喝一声，将它唤醒的时候了！

　　当前，一场关于战斗力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军和武警部队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展开，正是为了唤醒这头神兽，使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在我军一切实践中真正立起来落下去。

　　习主席指出，要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这是在工作指导上需要把握的一个带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

　　高瞻远瞩，深得其要，发聋振聩。

　　只有坚持战斗力标准，一切束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羁绊才能被革除；只有坚持战斗力标准，伟大的强军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只有坚持战斗力标准，履行职能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才有坚强保证。

　　一

　　习主席指出，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

　　打仗和准备打仗都是遏制战争、谋求和平的手段。但打赢战争和遏制战争都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强大的战斗力。

　　战斗力是军队的全部价值所在。战斗力就是军队生命力。没有战斗力的军队无异于没有军队；不以战斗力为标准的建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建设。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自古知兵非好战，但怠战必败、忘战必危！大宋王朝创造了中国又一个文化盛史，但重文轻武，自废武功，国祚虽也长，但备受凌与辱，先败于契丹，再败于女真，又败于蒙古。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和甲午战争前，清王朝GDP总量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更是日本的数倍。可是，军备废弛、兵不能战、连战连败，割地、赔款、划租界，中华民族几近沦为殖民地，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让人痛彻肺腑。

　　古罗马韦格蒂乌斯说，如果你想获得和平，那就准备打仗吧！

　　长期的和平环境难免对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产生无形的侵蚀。如今我军一些官兵危机意识淡薄，战斗精神懈怠，出现了“精力跑偏”：有的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认为“仗一时打不起来”、“打起来也轮不上我”，存在当和平兵、做和平官的思想；有的把当兵当就业，不想操枪弄炮，只图学门技能，为谋今后出路；有的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口头上准备明天的战争，实际上准备的是昨天的战争；有的把战斗力仅仅当作是单纯的军事工作，认为与其他工作无关；还有的为保安全，危不施训，险不练兵，战斗力标准被安全标准、观摩标准、一般任务标准等所替代。

　　心散了，方向就偏了；焦点没了，成像就模糊了。

　　“上不正，下参差。”尽管问题大多表现在基层，但根子在领导干部和上级机关。一些领导和机关干部的工作指导思想不是向打仗集中、向打赢聚焦，而是沉溺于玩虚的、弄假的、做空的，谋求所谓的单位业绩、个人政绩，用表面上的光鲜代替工作实质性要求，用层层造势、频频运作谋求虚荣美名。在抓战斗力建设上，一味朝下用劲而不抓自身，一味将别人当终端而不将自己摆进去，一味搭“棚架”装面子而不强里子，不注重学习信息化战争理论，不注重研析现代战争机理，不注重探求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化规律，不注重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四风”乘虚而入、大行其道，直至在用人导向、工作导向、评价导向、激励导向上偏离战斗力标准的轨道。

　　“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胜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败也。”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能打败一头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现代战争对各级指挥员和参谋机构的战略思维、信息素养、应对能力、谋划水平等提出了全新且更高的要求。高中级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如果忽视乃至丧失自身的战斗力就等同于丧失这支军队！

　　军队长期不打仗，最容易滋长守成思想，失去血性锐气。思想上“马放南山”，有时比现实中的“刀枪入库”更可怕。

　　甲午战争前，“天朝上国”上下很少有人把东方那个“蕞尔小国”视为威胁，伊藤博文后来戏谑这场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唐代柳宗元说，世人“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忧；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在他眼里，有敌人是大好事。危机和挑战对于军人来说，是最好的“反光镜”和“兴奋剂”。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军人，无一不是“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脑子里永远有敌情”。我军很多开国将领，戎马一生，始终把打仗作为毕生的事业，案前总铺一张地图，胸中总有敌兵万重，就是和平年代睡觉，也将衣服按穿着顺序摆放，以便应对紧急行动。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施里芬，在一次行军途中经过一个美丽的大峡谷，他的副官请他欣赏旭日初升、霞光万丈的壮丽景观，施里芬却冷冰冰地说：“都是障碍物，没有任何价值。”

　　脑子里没有了战场，眼睛里没有了敌人，军人就会失去军人的样子，很多“跑题”、“走神”的事，就会如同韭菜一样，一茬割罢又再生。习主席反复强调：“当兵就是要打仗”。没有长期准备打仗、确保能打胜仗的思想，战斗精神和意志必定十分脆弱，战时不说难担使命，还会丢掉身家性命！

　　二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战斗力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玄妙和复杂，“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怎么打赢。”

　　“愚蠢的问题”，即简单的问题。但恰恰是简单的，才是不易做好的。军人不识剑道，不善亮剑，那么“愚蠢”的就不是问题，而是人！

　　战斗力具有终极性，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平时的战斗力建设正是迈向这一终极目标的竞走。“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1986年，以色列突袭伊拉克核反应堆只花了2分钟时间，然而突袭队为此准备长达20年之久。人类大大小小的战争充分说明“战争似乎与一千种因素有关”，而战斗力建设就是要把所有相关因素都找出来、理解透、消化掉，为最后的一击做足准备。现代战争更是朝断代性发展，“一场战争淘汰一场战争”成为常态。近几场世界局部战争，虽能反映未来战争的特点，但若以为是未来战争的全部，就不免可笑了。我们可能将随时面对意料之外甚至“情理”之外的军事斗争。

　　战斗力具有系统性，既有有形的硬实力，又有无形的软实力，包括了器物层、体制层、政治层、精神层等方方面面。毛泽东分析抗美援朝战争，深知美军“钢多”，但自信我志愿军“气多”。指出打这样的战争，就是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战争的结局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并为这一判断和决心划了惊叹号。海湾战争后，美国军方在总结战争时，提及最多的并不是高新技术装备，而是1986年通过的《国防部改组法》，认为正是这一法案推动了美军体制改革，带来了体系作战能力的大幅提升。美军击毙本·拉登便是一次典型的“大体系支撑精兵行动”，以海豹突击队员为前驱的作战行动对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作战作出了经典阐释。

　　战斗力具有动态性，以前能打赢，不等于现在能打赢。八旗子弟马上得天下，可其后人只知提笼架鸟，很多人连马都上不去。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军队如果不再朝乾夕惕，苦心孤诣，以前的胜仗光环就会成为前行中的“缠足布”、“绊马索”。拿破仑曾驰骋欧洲大陆，法军在其胜利光环的照耀下，始终笃信进攻优于防御。但是，在机关枪称雄的一战初期，法军的“攻击万能”思想招致惨败，而此后以“防御至上”为主导的思想又在二战遭遇败北。落后于时代的律动终将以鲜血为代价。

　　战斗力具有相对性，其强弱既取决于自身力量，也看对手的变化。布琼尼自诩为“20世纪的成吉思汗”，他将古代骑兵技术与现代火力结合到近于完美的程度。但是在古德里安的坦克军团面前，数万名哥萨克骑兵面临的不是战斗，而是被屠杀。这就决定了战斗力既要善于建设，还要善于运用；运用得当，强弱对比就会异位甚至逆转。如何扬我之长、限敌之长，方向的选择、战机的选择、战场的选择，都至关重要。

　　战斗力是个有机体，既包含军事层面，也包含政治层面，还包含保障、装备、技术层面等，离开对其中属性的系统解析，把战斗力建设简单割裂成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某些层级，或把战斗力强弱简单地看作动用了多少个旅团、配属了多少辆坦克，装备了多少枚导弹，这就像离开机器妄谈螺栓和轴承的功能一样，无疑是幼稚的、机械的、片面的。这是我们对战斗力及其标准的认知和研究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三

　　36年前，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我们冲破了思想禁锢，引领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只有思想里有了，一切才会拥有。

　　今天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战斗力标准是什么、战斗力现状怎么看，战斗力建设怎么办”，这些问题已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倒逼我们思考，考验我们的智慧。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在于解读，而在于探索；不在于赞美，而在于辨析；不在于高歌过去的辉煌，而在于拨开通向未来的迷雾。惟其如此，才能在继续解放思想中收获硕果。

　　继续解放思想无疑是建立在习主席提出的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基础上的。中国的改革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军队改革同样处于这一拐点。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要求解放和发展战斗力。我军传统军事力量加速转型，新型作战力量快速发展，战斗力建设的物质基础已经发生较大改变。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制约战斗力建设的一些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依然存在，军队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战争能力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认识不到这种落后，讨论和探索就缺少问题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