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等等。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在观察研究中，我发现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四个脱节”。

　　一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这个脱节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从深层次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金融在自我循环、自我扩张。经济在金融化，而金融在泡沫化。金融在不断创新，但主要是在玩钱生钱的游戏，而这些钱很难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融资难融资贵是集中表现。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在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放水”；另一方面，利率还是高企，现在融资的成本还是很高。地方的各种投融资平台，包括相当一部分企业，尤其中小企业，融资既难又贵。实际上这些都反映出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不仅如此，金融自我循环扩张，还产生了一种“虹吸效应”，把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吸到金融体系里。影子银行规模迅猛扩大，整个经济的杠杆率不断上升，这都反映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这个脱节问题解决不了，要稳增长、调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达到供给与需求新的均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二是科技与经济脱节。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不断快速增长，对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研发，也有很多激励性的政策。即使财政收入下滑，科技创新投入增长还是挺快的。但是，我们现在大量科技投入，并没有有效带动经济增长。我国重视科技创新，但是科技创新与经济是脱节的。主要是因为科技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导致科技与经济脱节。这是一个大的结构性问题，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科研院所是创新链条的上游，作为事业单位属于非经济组织，也就是说不属于企业。这意味着针对事业单位的改革不能按照经济改革的逻辑来推进，也不能按照政府机关的模式来转轨，而是属于社会改革的问题。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关键要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科技与经济脱节，我们的科技创新，就很可能是开车挂在空挡上，你再踩油门也不管用。

　　三是教育与发展脱节。我国面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个矛盾怎么出来的？与长期僵化的教育体制有关。教育和国家发展阶段不匹配，是脱节的。我国的教育，没有及时跟上我们发展阶段的变化来进行适应性调整。尽管这些年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量升质不优，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在就业上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到整体上来看，我们的教育和发展是严重脱节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持续迁延，创新驱动也很难真正落地。因为创新驱动，要有创新人才，只有教育体制加快改革，才能提供创新性的人才。这关系到长远，是当前结构性改革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教育机构多数属于我国体制中的事业单位，教育改革同样属于社会改革的问题。当前教育体制的整体框架还没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中摆脱出来，教育机构在性质上多数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自主权缺失，创新性教育缺失。如何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一样，都需要纳入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个大框架之中来考虑。

　　四是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的关系脱节。发挥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本来应该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怎么把事权划分好，这是一个纵向治理结构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依然讲的是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调整财权，一方面要调整转移支付，更多的是要调整支出责任，要调整事权。

　　当前国家治理的重心过度下移，会扩大国家治理的风险。从财政支出来看，全国85%的支出是在地方花的，中央只花了不足15%。支出责任的过分下移，意味着行政治理过分下移。如何把适合中央来做的事情交给中央来做，适合地方决策的事下放给地方来决策，这是治理结构改革的内容。当前简政放权主要是针对决策权，推动适合于地方的中央决策权下移。用国家层面治理和地方层面治理的两级治理框架来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是结构性改革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