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讲究方法。在我看来，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念好“三字经”，即“苦”“深”“新”，也就是刻苦、深钻和创新。

　　任何学问都需要积累。如果立志往深处做学问，就必须注重点滴的积累。只有铢积寸累、日就月将，才可能水到渠成、融会贯通。这就需要培养坚韧不拔的毅力，能够抗干扰、排诱惑，耐寂寞、忌浮躁，沉入书海、潜心研究。对党史研究来说，还要不畏艰险，到艰苦地方进行现场考察。工作时间内“躲进小楼成一统”是一种苦，工作时间外不能潇洒人生也是一种苦，到艰苦地方进行现场考察更需要吃苦。爱因斯坦说过，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著述是时间的物化，成就与刻苦成正比。只有付出更多，才能收获更多。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想在学问上有所造诣，都是一分天才加九分勤奋，后天的努力至关重要。没有勤奋刻苦，要把学问做大做好是不可能的。

　　应急文章可以“短平快”，但学术论著决不能“短平快”，否则就难有学术性。何谓学术性？不是说远离政治的学问才有学术性，这样的理解有失偏颇。学术性就是学问的含金量，任何真学问都有学术性。政治理论著述，将道理讲得深透、严谨、细密、周延，真知灼见层见迭出，同样具有学术性。有人把做学问比作勘探石油，这个比喻很有道理。钻井打到3000米找不到油，就要继续打到5000米、8000米，甚至更深。只要找准了地方，越往深处打，就越有希望找到石油。做学问要想出成果，就要有这种打深井的精神。有了深度，就会有厚度和力度，成果必然是沉甸甸的。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合称为“三不朽”，做学问就是“立言”之事。怎么算“立言”呢？吃人家嚼过的馍，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不能算“立言”。只有讲新话，有新视角、新见解、新理念、新思想，在学术上自成一家，才能算“立言”。人们常说著书立说，事实上著书与立说是不可分的：著书是立说的载体，立说是著书的目的。但如今出现了一种现象，即著书而不立说。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有人上网东抄西拼，几天就可以编一本书。书中立了说吗？没有，都是搭积木堆起来的，一推即倒。这不是真正的做学问，更无创新性可言。在“立言”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能成为大学问家，不仅在于熟悉各种典籍，更重要的是有超人的胆识和创造。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哲学“三论”即《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彰显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体现了他为人、为文的鲜明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邓小平同志政治阅历丰富，悟性极高，思想很深邃。他的“南方谈话”，集他的思想理论之大成，其中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解决了前人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形成与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要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决不可能创新。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就在于他们思想非常解放，不断创新，超越前人。做学问就要学习他们敢于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品格。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