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断供、断邮的财政封锁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民众一手抓自力更生，一手抓精兵简政，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争做领导大家胜利渡过难关的模范。

　　 粉碎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1941年8月22日，毛主席在给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既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它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后来他又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为了保卫边区经济以粉碎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1941年发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救国公债”，原计划发行额500万元，由于边区人民对政府热烈拥护，踊跃认购，实际完成数为618万元，此项债款当年发放经济建设投资500万元，其余118万元作经费开支。在农业方面，主要用于修水利、设模范农场、购棉种、开林场、低利贷款给移民和贫农，改良农具种子、改良畜种、训练兽医人员等;在工业方面，主要用于办制造日用品的各种工厂，贷款给私人开矿的、办工业的，以及生产合作等，使得各种用品逐渐不用向边区外买;在商业方面，主要用于发展消费合作社，帮助公私经营的商店。此项公债1942年、1943年还本付息两次，两年中还本付息总数130余万元，到1944年连同本年度应付利息500万元，一次性全部偿清。

　　 “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

　　针对“救国公粮”多、“救民私粮”少产生的民力负担重的矛盾，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讲话中指出：“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所以党与政府应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税收有四种：(1)货物税(出入口税);(2)营业税(商业税);(3)牲畜斗佣税(牲畜粮食手续费);(4)盐税。前三种在税局征收，后一种是盐的出产税，盐在全边区流通只征收一次，由盐业局征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税收有几个典型特点：一是以货物税(即关税)占据最主要的地位。1941年货物税占全年税收总额的74%，1942年占84%，商业税1941年不过占全年税收总额的19%，1942年不过13%，充分说明边区税收的主要来源，是间接税，而非直接征收商人的所得税。二是工业无税，不论是私营的、公营的与公私合营的。三是政府奖励的事业免税，如植棉、纺织、纸张与工业原料完全免税。四是商业多分等级收税。为了使商业税更加公平合理，由单纯摊派走向以纯收益为累进征收标准。如延安市的商户，分为10等30级。在征收过程中，经常照顾到小商贩的利益，或者免税，或者征以轻税。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边区的税收政策是顾及人民负担能力与各阶层的利益的原则的。

　　厉行勤俭节约

　　早在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就作出决定：政府办公费实行最节俭的原则。县政府办公费每月规定30元，即便是在行政专员驻在地，其办公费得酌量增加的情况下，每月最多也不得超过50元。至于区一级政府办公费每月规定为3元至4元，乡政府经费，则每月由边区政府津贴6元，办公费包括在内，且乡长不另支伙食、鞋袜费。边区政府主席每月津贴5元，乡长每月津贴1.5元。乡政府每月的办公费只有1元，整个乡政府，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并无薪金，除津贴一元五角外，每天公粮一斤四两，菜钱四分。除乡长外，其他委员、行政村主任、村长，都是没有任何薪俸和津贴。

　　1943年《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一)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二)除保证给养外，其他经费，概须厉行节省。提倡勤俭朴素，避免铺张浪费;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停止建筑;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实行粮票制，免去双重粮的浪费;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不追加预算，并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三)集中力量于急要的经济事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加强其管理和监督，开展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四)爱惜民力，节制动员，不浪费一个民力，一匹民畜;(五)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

　　边区财政厅从财政预算节约入手积极落实纲要内容：一是6万余人的布匹全部自织，不买一匹布，全体穿土布，可节省1000万元。二是确定印刷出版、兵工器材、通讯材料等计划及政务军务费用预算，以求节省。三是边区本身子弟的中学学生衣服、伙食自备，政府供给笔墨课本。四是个人节约与公共节约并重。在个人节约方面，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订出个人节约办法，在公共节约方面，特别注意粮食、被服、建筑、用具等方面的节约。

　　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政府办公经费只发一半，试行三个月，结果大部分机关可以节省，减少了浪费，只有少数机关吃了“母鸡”(老本)。据统计，1945年全边区共节约20亿元，足够公家一年的生活费。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话来说，就是“边区的财政是‘取之有道，用之得当’的。在数量上讲，全世界没有这样穷这样廉的政府，在内容上讲，全世界又没有这样有理有节的财政”。

　　建设节约型政府

　　1942年，毛主席强调：“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朱德总司令在整财会议上指出：“现在人多了，家就不好当，因为没钱。平均主义使我们很多事情行不通。现在转变这思想，所以要搞清制度，要分清人的职分，大家不做事情，只要做官，要学习，要吃穿，是不行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精兵简政运动先后进行过三次。第一次精兵简政活动自1941年12月开始到1942年4月结束，主要工作成绩是裁减了一些骈枝机构，缩减了数千名的工作人员，其中“边区一级缩编至82%，专署，县区，乡级缩编至70%”。不足之处是“缺乏经验，对精简工作必要性认识不足，思想提高不多，工作改进不大”。第二次精简活动自1942年6月开始到1942年8月结束，这次精简的重点是建立了“合署办公、政务与事务分工、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职权”的一些工作制度，精简的结果是“建立和健全了制度，上级机关也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又都充实了基层组织，实际精简不多”。第三次精简活动自1943年1月开始到1944年1月结束，这次精简活动遵循毛泽东提出的“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方针，认真执行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准备文件、听取指示、贯彻执行”几个环节，同前两次精兵简政活动只在政府系统中进行不同，第三次精兵简政是在政府系统、党中央系统、西北局系统和军队系统中全面进行。经过1年的努力，基本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标。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面对敌人的军事摩擦和财政封锁，在大的施政方针上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和一切其他节省民力、充裕民力的措施，同时从穿衣吃饭这些日常问题上，用现实的行动、具体的事实告诉人民，党和政府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甘苦与共的，党和政府不仅在敌人面前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保护者，而且在困难面前也是咬牙吃苦有计划有办法领导大家胜利渡过难关的模范。中国共产党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乃是胜利之前的困难，漫漫长夜已将破晓，目前的黑暗一过，天就要明了。”

　　(摘自2020年6月22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如何过紧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