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普通家庭。在他少年时代，父亲不幸去世，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拉贝一方面要为母亲分忧，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两个妹妹。踏入社会之后，拉贝不仅工作努力，而且学习刻苦，他先后自学了英语和法语，还阅读了大量书籍文献，勤于写作。

　　拉贝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1909年。当时受公司派遣，拉贝来到北京的一家德国公司做销售工作。之后，拉贝就职于德国西门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这里，拉贝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得到了公司负责人罗伊特的高度肯定，并赞誉他是处理商业事务的“一流专家”。一战爆发后，由于中德关系恶化，1919年拉贝带着妻子和孩子踏上了返德之路。

　　1920年，伴随着中德关系的缓和，拉贝接到了西门子公司关于派他返回中国继续开展业务的通知。同年6月，拉贝踏上了返回中国的旅程。1925年，拉贝由北京转赴天津，并出任西门子公司天津办事处负责人。

　　1931年，受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弗理德伦德尔之邀，拉贝转到南京工作。南京的工作和生活使拉贝对南京逐渐产生了感情，并逐渐喜欢上了这座古老而又蕴含现代气息的城市。他曾回忆说：“南京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在此期间她曾遭受过无数次的严重破坏，但在我银婚纪念日这一天却是风平浪静。”“南京到南方和北方各大城市的航空交通已上了正常轨道；新修建的街道下面还铺设了现代化的下水管道。所有这一切进行得都那么迅速。”

　　1937年，随着卢沟桥枪炮声的响起，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年9月，拉贝收到了来自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的来信，信件表达了对他安全的担心，并支持他采取一切对个人安全有利的措施，包括离开南京。但拉贝决意留在危在旦夕的南京城。对此，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遭到了严重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恶化，如何救助中国伤兵和平民，成为留守南京的中外人士关切的重要问题。鉴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在上海成功建立“南市难民区”的经验，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魏特琳等人倡议，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拉贝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为了赢得各方对“南京安全区”的认可，拉贝一上任就开始忙于联系美国驻华使馆的高斯和法国驻上海的雅坎诺，恳请他们出面呼吁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安全区”。为了安全区难民的生存，拉贝多方求援，甘愿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四处奔波疾呼，为难民乞求善款、粮食、药品及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

　　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残暴行径，从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拉贝笔耕不辍，以日记的形式详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见所闻，共计2000多页。《拉贝日记》不仅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逐日编年史，同时也是控诉日军罪行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此外，1937年12月16日，拉贝还致信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痛陈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的种种暴行，并随信附上了15起具体案例。

　　1938年2月，拉贝奉调回国。但不泯的良知驱使着拉贝继续揭露日寇在南京的滔天罪行。他一回到柏林，就不顾舟车劳顿和虚弱的病体，去柏林西门子公司舒克尔特厂的办公大楼电影大厅、外交政策局、远东协会、西门子城、国防部等地，先后作了一系列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及南京难民状况的报告，并放映了约翰·马吉在南京秘密拍摄的纪录影片。

　　为了使德国政府进一步了解南京的真实情况，进而出面劝阻日本，拉贝于1938年6月8日致信当局，并随信附上了关于南京的相关报告。但几天后他等到的并不是积极回应，而是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后来，拉贝虽被保释出狱，但从此不仅被噤声，而且丢掉了薪资可观的职位，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勉强维持生计。1950年，约翰·拉贝在凄凉的晚年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