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1900—1950年），字自箴，籍贯河北遵化，出生于北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毕业，1937年初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193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39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代理参谋长，1940年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靖西指挥所中将主任，1945年8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兵站中将总监，1948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底任“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赴台湾开展情报工作，1950年因“吴石情报案”被捕，在台北被国民党杀害，1952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保定军校的高才生

　　陈宝仓，1900年4月5日出生于北京。当他出生之时，其父是经营古玩的松宝斋的高级雇员，家境尚可。不幸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北京城遭受空前洗劫，陈家也由此中落。由于经济拮据，在陈宝仓上小学期间，学习十分刻苦，为减轻家里负担，靠争考第一名减免学费得以毕业。14岁时，因父母病故，家庭困难，读完中学后投考免费的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在保定军校两年半的学习中，陈宝仓各门课成绩优秀，连年获奖。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后来对陈宝仓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吴石、吴仲禧，皆系保定军校的三期生。他们在校期间是否相识，已无从查考，但校友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他们殊途同归走向革命的重要纽带。

　　1923年夏，陈宝仓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同军校好友郭宗汾、段翔九、孙景先、施敬公到太原，投奔阎锡山。在阎锡山部队，他从排长干起，后来当了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司令部上校教育科长，但军阀之间连年为地盘你争我夺的战争使他感到厌倦。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秋，陈宝仓毅然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

　　在抗日烽火中倾向革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和积极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局面也初步形成。为准备抗击日本侵略者，当时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的陈诚（陈宝仓保定军校的校友），调陈宝仓前往庐山受训，后到江西省南城担任土木工程训练班主任，负责培训国防工程技术人员。不久，陈宝仓调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任教育科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参与指挥武汉的防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为防备日军进攻，陈宝仓指挥部队，精心构筑武汉城防工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出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不久，上海党组织通过第八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中共党员吴仲禧，将由钱亦石领导在上海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进步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张发奎总部工作。张发奎在大革命时期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良好的合作，其所部北伐军第四军亦有“铁军”称号。他在上海见到郭沫若，商妥由郭在上海物色一批青年来第八集团军做战地服务工作。战地服务队由30余人组成，其成员不少为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左洪涛任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书记。淞沪会战失利后，第八集团军总部撤销，战地服务队曾一度被拨归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指挥。1938年4月，张发奎就任第二兵团司令，在吴仲禧的运作下，要回战地服务队，使战地服务队成为第二兵团建制。这使陈宝仓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了解共产党。

　　淞沪抗战开始后，陈宝仓主动请缨，奔赴苏皖抗战前线，担任前敌指挥部工兵司令，在昆山设防，后来在安徽宣城作战中身负重伤，致右眼失明。几个月后，他不顾战伤未愈，重返前线。经陈诚推荐，于1938年6月到张发奎所部第二兵团，担任参谋长，参加德安战役，取得德安大捷，毙伤大量日军，有效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势头。作为参谋长的陈宝仓，有更多的机会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接触，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政治上有了明显进步。

　　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推动国共合作，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1937年9月，党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2月决定在武汉重建长江局，领导南方党的工作，并确定周恩来为主要领导人。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陈诚深知周恩来在国共两党的威望，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工作，由共产党掌握，郭沫若为厅长。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影响和推动下，第三厅汇集了大批文化界精英，在激发民众抗战热情、激励爱国官兵抗战斗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良好的国共合作的氛围之下，身在武汉的陈宝仓，有幸与苏联顾问及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接触。他敬佩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作风，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为他日后转向革命打下了重要思想基础。

　　1939年春，张发奎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军事，陈宝仓继任第四战区代理参谋长（战区内称副参谋长）。其间，他支持中共广东省委创办的《新华南》半月刊，并为其撰写《天寒岁暮敌之总崩溃战》《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我对广东青年的期望》《中国战争与反对妥协讨击汪派汉奸的斗争》等文章，公开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第四战区的中共地下特别支部书记左洪涛回忆说：“陈宝仓同志当时在张发奎所属高级军事指挥机关职位上，是我们的上级、首长，而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政策和战斗任务方面，则是我们真诚的同盟者、战友和挚友。他领导刘田夫、何家槐和我编写了《游击战规范》，举办了多期‘游击战战术训练班’，这些教材也通过我们转送到了延安。”

　　第四战区司令部初设在广东韶关，后为加强广西南部和广东南路方面的作战力量，于1940年迁到广西柳州。在此期间，陈宝仓曾参与指挥桂南会战的灵山战役。

　　帮助越南革命者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法国政府很快投降，无力顾及远东事务，日军乘机占领越南河内、海防等战略要地，中越边境战事骤然吃紧。为确保第四战区侧翼安全，在广西中越边境的靖西县成立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靖西指挥所，陈宝仓出任主任，全权处理中越边境地区的军事、行政和越南方面的事务，陈宝仓得以结识胡志明等越南革命者，并给他们提供帮助。

　　陈宝仓深感责任重大，到职后即组织军民做好战备防御工作；改组民团，强化军民联防；打击走私，不许战略物资出关；建立通讯情报网，开展抗日宣传，与乡民订立《国民抗敌誓约》（即：不为敌人带路，不为敌人做侦探，不卖粮食及一切物品给敌人，不为敌人筑路，不为敌人挑担，不买敌人货物，不用敌人纸币，不做敌人官兵，不做敌人顺民）。为活跃靖西的抗日氛围，启发边民的抗战意识，陈宝仓邀请受共产党影响的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来靖西等地开展抗日文化活动。

　　由于中越边境中国一侧相对宽松安全，越南许多党派都到这里活动，都宣示自己是抗日的党派。陈宝仓到靖西后，越南各派势力先后派人与他联系，请求支持。1940年6月，越共领导人召集海外同志讨论斗争形势，为避免法国和日本对越共的“围剿”，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中越边境广西地区，以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

　　1941年4月，“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盟”）在靖西成立，胡志明出任“越盟”主席，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李光华（黄文欢化名）、范文同、武元甲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宝仓十分重视“越盟”的工作，经常问寒问暖，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并嘱咐有什么事可直接与他联系。对此，黄文欢回忆道：“他常请我们吃饭，每隔一二个星期就请我们给指挥所和其他有关机关工作人员作关于越南情况的报告。当我们去作报告时，陈宝仓亲自到门口握手欢迎。进入会场，听报告的人起立敬礼，如同在一个训练班学员向教官敬礼后听讲一样。”

　　1942年初，陈宝仓应“越盟”的请求，在离靖西指挥所不远的地方开办培训班，帮助培训爆破技术及其他军事人才。靖西指挥所从越南进步青年中挑选12人学习爆破技术，50多人（主要是越共人员）学习军事。为办好培训班，陈宝仓派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官讲授，令专人负责培训班食宿，还亲临现场指导。经过培训班培训的人员返回越南后，成为越南抗日、反美的骨干。

　　1941年底，有人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说李光华等人是共产党，致使李光华在从越南返回靖西时被捕。陈宝仓得到报告后，密令部下优待李光华。事过多年，1988年5月，黄文欢约见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四女儿陈瑞方时，用中文激动地说：“今天能见到陈宝仓主任的女儿，真是太高兴了。”“当年若没有你们父亲暗中保护，越共将会有一大批同志遭受危险。陈主任对越南革命事业有特别的贡献。”黄文欢赋诗《陈宝仓烈士英名长存》，以表对陈宝仓的敬佩：

　　陈宝仓，陈宝仓，你的为人堪表彰。

　　寒松却自铺郁绿，幽兰还自溢芬芳。

　　你处境多么黑暗，放眼看长夜茫茫。

　　四一年与你相识，已明知你在思量。

　　随即弃暗投革命，骏驹无伏枥之缰。

　　五零年赴台活动，为统一事业担当。

　　壮志未酬心未遂，献身于台北刑场。

　　论英雄莫因成败，要看其气魄肝肠。

　　一个人为国殉义，千万人奋振激昂。

　　陈宝仓已成千古，英名长在放光芒。

　　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天保（今德保）被以日本间谍之名逮捕。张发奎认为事关重大，电令将胡志明押送至柳州第四战区长官司法部处理。张发奎敬重胡志明为人，将其留在第四战区。1943年四五月间，陈宝仓从靖西回柳州，见到胡志明，并与其深谈。对于当时交谈的情况，他后来对大女儿说：“我今天见到了越南的胡志明，这个人很了不起，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局势很有见解。他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诗，通晓七国文字。他认为抗日并不单单是中国人的事，世界上所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都应当联合起来，组成反侵略同盟，共同对付德、意、日，才能尽快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的人我在靖西常接触，都很肯干实干，生活艰苦朴素，穿着草鞋，住在山洞里。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越南，首先就必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真心抗日的……我看应该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国领导人民，共同抗日嘛！”

　　1944春，陈宝仓再次去柳州，看望刚获得自由的胡志明，胡志明希望陈宝仓带封信到越南。为防意外，胡志明寄了一张《广西日报》，在报纸边沿空白处，用米粥水写道：“我现在很好，请同志们放心。胡志明1944年５月。”由于交通不便，陈宝仓几经周折，于7月才将信转给李光华等人。这封信澄清了越南国内盛传胡志明去世的谣言，更是对越南革命者的鼓舞。

　　由于陈宝仓对越共在广西境内活动的“放纵”，被国民党特务告发，指责他“放任越共四处活动”，违抗“擒胡灭共”的指令。国民党军事法庭以此事与陈宝仓渎职有关，将其传讯到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