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与发展把生产、服务、贸易和投资融为一体，服务在全球生产网络和附加值贸易中的作用越发明显，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力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而现有以商品贸易为主的WTO规则，在多哈谈判后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已无法适应当代全球贸易结构调整的新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欧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先后通过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IPP）和服务贸易协定（简称TISA），提出了引领全球国际贸易的新规则，要求推行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这对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

　　党的十八大提出“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以及“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明确了“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以及“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改革举措。这些政策表明我国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要适应新一轮的全球高标准贸易自由化，把创新发展服务贸易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突破口。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价值链环节中，推进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的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以新的方式引进服务业外商投资，增加服务业对外投资，服务贸易获得了稳步发展。但我国服务贸易远滞后于制造业贸易，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竞争力还不强，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多头管理和过度管制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使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壁垒较高；第二，服务贸易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国内高端服务贸易需求，进出口持续逆差并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第三，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以运输、旅游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为主，通讯、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等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偏低；第四，我国服务贸易区域发展不平衡，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其差异远高于服务业和国民收入水平上的差异；第五，服务贸易忽视技术创新，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发展缺乏增长动力，服务贸易对自然人的流动高度限制，高端服务发展所需人才缺乏；第六，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交通运输和仓储等传统性服务产业，对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拉动作用较弱。通讯服务、保险服务和计算机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较小，中国服务企业海外竞争力较弱。

　　创新发展服务贸易的路径

　　推进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建立与国际新规则对接的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运行机制。可借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管理的经验，设立服务贸易的专门管理机构，完善服务贸易协调机制，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打破服务市场的行政垄断，降低服务贸易进入门槛，完善国内充分自由竞争的服务贸易市场体系，营造有利的市场竞争秩序。

　　结合国际贸易新规则中的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试点，逐步推进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探索中国特色、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按照负面清单来发展服务贸易，为我国服务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也为服务贸易跨越发展提供了可能。当然，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试点也需充分考虑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现有的需求和承受力，针对不同服务产业探索高标准规则在中国的适应性，从而辐射和带动全国服务贸易业的发展。

　　创新发展高端服务贸易，对原有服务贸易进行转型升级。引导资源合理流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满足现代不断增长的高端消费服务需求；引入新技术和利用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技术外溢对传统的服务业进行升级，发展创新驱动型服务业，实现传统服务产业和现代服务产业、生产性服务产业和制造业的协调发展。

　　优化服务进出口贸易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一方面，依据现有的要素禀赋，继续扩大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进行服务贸易的技术创新，提高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现有互联网和服务信息平台和基础上，利用云计算构建服务的“云”信息，降低国内服务贸易成本，提高我国出口服务贸易的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进口新兴技术复杂度高的服务商品，弥补自身服务贸易发展的劣势，扭转服务贸易发展中的逆差格局，实现服务贸易的外部均衡发展。

　　实现区域服务贸易协调发展，推动我国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加速生产性服务产业和制造业间的融合，引导东部地区发展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高端服务产业，中西部地区借鉴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模式和经验，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服务业。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实现国内区域间服务贸易的均衡发展，推动我国向服务经济发展。

　　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服务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培育竞争新优势。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服务业国际化人才的培育，引导外商直接向高端服务业投资，形成合理的地区集聚，获取服务业的技术外溢和空间外溢效应，提升我国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同时，鼓励民营服务企业走出去，在金融、网络、信息等方面开展对外投资，提高对外投资服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文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重点课题［SSKLZDKT201307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