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好2015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稳中求进，“稳”是要稳住经济运行，只有稳住了增长，才能为结构优化与动力转换开辟更大的空间：“进”的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与深化改革开放。只有保持稳与进的平衡，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从发展阶段把握经济走势

　　1978—2014年期间，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7%，在同期主要经济大国增长中堪称一枝独秀。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改革开放政策因素外，主要是供给和需求双方协调增长造就的。从供给能力看，得益于人口结构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的人口，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加之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有利于资本积累，以及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使得投资驱动成为可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此外，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使生产率提高潜力得以充分释放。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们支付能力的提升，使供给的扩大得到了市场的支撑。特别是城镇化、工业化和区域发展拉动了大规模的投资需求，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开辟了国际市场，使得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十分强劲。

　　进入“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影响增长的供给和需求因素都发生了明显改变。从国内供给能力看，随着2011年以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愈演愈烈，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2004—2013年期间，作为普通劳动力代表的农民工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2%.与此相应，投资回报率却出现加快递减趋势，一些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经营的中小企业难以为继。正是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的减缓，导致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下降。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世界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也抑制了我国对外经济的扩大。但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幅度下降，主要还是因为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根据计算，我国占出口主导的11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即我国该类产品出口比重与世界同一比重的比值），从2003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3.4，下降幅度为22.7%.这表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快于世界同类产品贸易量的下降幅度，主要是供给方面成本上升因素造成的。

　　上述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造成的影响，可以用估算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来定量表示。潜在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以及生产率提高速度下，一国经济在没有周期性失业和明显通货膨胀条件下所能实现的GDP增长率。测算表明，我国潜在增长率从1995—2010年期间的年均10.3%，明显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年均7.6%，在“十三五”时期还会下降。实际上，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为特征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结果，而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则是这个增长速度新常态的定量证明。

　　二、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稳中求进

　　实现稳中求进，是一个繁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对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做出准确判断。即经济增长的减速，主要不是需求方面因素造成的周期性冲击，而是供给方面的阶段性变化导致的趋势。这可以从我国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递减，以及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对我国出口的拉动弹性下降得到证实。因此，只有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创造出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和生产率提高激励，才能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

　　首先，劳动力供给尚有巨大的挖掘潜力。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31%，即使剔除由于口径因素造成的高估，农业劳动力也仍然达到22%，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因此，加快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稳定和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目前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已达1.7亿，一旦他们能够取得城镇户口，或者均等地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其劳动参与率就会大幅度提高。而长期来看，渐进提高退休年龄和逐步调整生育政策，都可以逐步改善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其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仍需大幅提高。进入新常态后的经济增长，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更为紧迫的任务。目前我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主要表现在基础教育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较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完成率低；农村青少年义务教育后升学率低，从而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低；由于历史原因，现有职工队伍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等等。只有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教育的均等化程度、推动普及高等教育和加强职工培训的有效性，才能显著提高整体人力资本，通过人才红利支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

　　再次，提高生产率有着无限的空间。从经济整体看，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在我国以往的高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的转移。虽然今后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改善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更多的资源配置效率将来自于企业间的优胜劣汰，即有竞争力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甚至退出市场。因此，对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抓手不是代替企业去选择投资方向和经营策略，而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创造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推动企业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要发生的，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成为一个自然过程。但是，现存的一些体制机制因素，仍然阻碍着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和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旨在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的改革，可以从多方面挖掘潜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根据测算，如果户籍、教育、生育以及市场环境等重要领域改革能够全面推进，综合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近2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

　　三、合理确定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目标

　　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主动适应新常态要求不再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不以GDP论英雄。因此，理性确立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有助于在观念上适应新常态，做到认识到位、方法对路和工作得力。确立增长目标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对未来GDP增长率做出预测，而认识不同决定了预测方法的差异，通常会导致大相径庭的预测结果。

　　在没有发生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情况下，简单的外推法，即用过去的增长预测今后的增长速度，常常可以准确地预见未来的经济走势。然而，一旦发展阶段发生变化，则一系列影响增长速度的参数也就改变了，依靠简单外推就无法做出准确的增长预测。近来一些经济学家尝试把发展阶段的因素纳入预测方法，即所谓“趋同法”，认为以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国家应该比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国家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按照这个逻辑，目前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0%出头，相当于新加坡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水平，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水平。由于这些国家在达到类似发展水平后继续保持了大约20年的高增长，所以这类预测断言，我国仍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作为一种对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和预期，根据这种方法做出的预测有其参考价值，但是，这种预测不能告诉人们预测结果中所包含的“潜力”因素是什么以及如何挖掘。因此，其预测结果常常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无条件达到。

　　近期还流行着一种对我国增长速度将大幅度放缓的预测，其依据的方法可以称为“趋中律”，即根据一个观察到的“回到平均值”统计现象，主张任何高速经济增长都是异常的表现，最终增长速度必然回归于世界平均水平。与此类似的其他研究还表明，大约在一个特定的人均GDP水平上，高速增长必然终结，而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收入水平转折点上。但是，这里采用的花哨“规律”，其实只是一个统计现象，不能对其关于减速的判断做出科学合理的经济解释。

　　无依据地低估中国未来的增长率从而唱衰中国的论调固然缺乏说服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做出过高的预测，也不利于社会建立合理预期。我们基于劳动力供给、固定资产形成和生产率提高等趋势，以及改革红利的潜力所做出的潜在增长率估计，认为今后几年我国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可行的。这样的增速预期既稳妥又不失进取精神。

　　首先，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相符，就意味着既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也不会遭遇就业冲击。其次，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能力相符，有利于消除产能过剩、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挤掉GDP统计中的水分，因此是更加健康、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增长速度。最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一个积极、现实、合理的假设。通过清除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障碍，改革可以为我国赢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很大。按照目前测算的潜在增长率确定增长速度目标，加上合理预期的改革红利，我国可以实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2010—2020年期间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即在2010年40.15万亿元的基础上，按照不变价格2020年达到80.3万亿元。由于“十二五”时期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发展，相应的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也完全可以实现。（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