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大体可以区分为知识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金融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几种，这些创新活动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影响，从各个方面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这就是创新驱动。以广东的情况来看，我们大体掌握着其中多数创新活动的主导权，最难突破、也是对未来发展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

　　虽然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广东已经是工业化程度较高，出口竞争力较强的经济大省，但过去以加工贸易所形成的支柱产业如计算机、通信以及一些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虽然都称为高技术产业，大部分只是停留在组装加工环节，呈现出“低技术、低附加值、低效益”的缺陷，没有掌握核心技术。重要的零部件，如核心芯片、高精度的元器件都要进口，产品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部分被外国企业获得。有的外资厂或中外合资厂，不过是全套散件进口、国内装配，我方根本不能掌握其关键技术；有些外资企业将落后淘汰的技术转让给中国，却将最新的、核心的技术控制在手中；他们以技术转让和合资办厂为诱饵，有步骤、有计划地保持对中国市场的优势。

　　造成这种局面是由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基础差，底子薄，没有产业选择权。由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分工中一直被压制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形成了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和高端产品大量进口的不利局面。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造成了恶性竞争，企业不得不通过竞相削价扩大出口，而产品价格降低反过来又迫使企业只能通过削减工人工资来降低成本，进一步造成内需萎缩，迫使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需求，陷入恶性循环难以自拔。这是我国消费率不能持续增长和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要想实现创新驱动战略，首先需要追上当前世界技术发展水平，站在世界技术前沿，与世界保持同步，然后才有资格在同一个起点上同台竞技。战后的日本重新塑造科技竞争力的时候，为了尽快缩小和世界的差距，曾耗资近数十亿美元从国外引进各种先进的技术，其中大部分用来购买国外的专利，将这些引进的专利技术重新开发，即“二次开发”，利用这些专利开始扶植企业生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业技术体系。逆向开发的拿来主义是日本创新驱动的一大特点，可以成为中国长期以来在科研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追赶国际先进技术的主要方法。为了提升民族企业的发展水平，有必要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在历史上，当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作为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追赶时，他们无一不是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弱小的高端产业，通过创造高端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成功地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的低级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为“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高级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快捷的手段是引进国际高端人才。美国能够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千方百计地引进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美国通过制定开放的移民政策，资助留学生计划、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兴办跨国公司、提供优厚待遇等方式获取海外人才，其成功经验对新时期我国人才引进工作具有借鉴作用。借鉴美国这一经验，我们可以进行的制度创新还是很多的，譬如采取各种优惠手段，吸引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回国；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办研究机构；像印度、越南等国家一样放宽对国籍的限制等。同时要信任和重用本土的科学家、科技人员、企业家，激发他们的创新激情；对有培养前途的创新新秀，要加大培养力度，提供创新平台，创造各种条件让他们快速成长。

　　均衡布局创新机构和平台，有效激活科研机构的创造力。要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突出作用，首先要均衡布局能分享国家战略性资源的大学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让这些机构和经济发展形成深层次的良性互动。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最大，但主要投入都指向大学、联邦实验室等机构；我国要重视发挥大学、科研机构的优势，对大学的基础研究进行重点扶持；对于那些“拿不来”“买不到”的关键核心技术，必须从基础研究领域抓起，要在基础性、探索性、战略性领域，超前部署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要推进以原始创新为目标的基础研究。

　　加快推进官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5%，专利转化率为25%，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业的科技转化率与专利转化率分别达到70%和80%.要改变这一状况就要真正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特别是要落实民营企业在创新领域的国民待遇，实行更加宽松的科技领域准入政策，推动民营经济参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协同创新项目；要继续推进科技与金融的融合。调整创新投入的金融政策，鼓励设立科技风险投资机构，鼓励高科技企业参股银行等；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与国外科技、产业进行深度对接，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水平。（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