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渐加深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所牵动的早已不只是国人之心。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下降至过去25年最低点，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如何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会不会“撞上自己的长城”，陷入停滞甚至崩溃？面对这些疑虑和误解，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近日在美国著名期刊《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作出有力回应。“中国并未接近崩溃边缘，而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世纪并非已进入终章，而是刚结束开篇”，有理有据的观点在国外引发强烈反响。经作者独家授权，本版和光明网联合刊发该文中文版。

　　1.从追赶者到领先者

　　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必须先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晚，采取的是“追赶型”增长模式，即在长时间落后之后经历迅猛的经济增长。例如，1870年到1913年间的美国遵循的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经济年平均增长4%；俄罗斯经济从1928年至1939年年均增长4.6%；日本经济从1950年至1973年年均增长9.3%。而中国在1978年至2011年这33年间，GDP年均增长近10%，远远超出上述国家。

　　这段时间的高速增长让中国经济能够追上甚至赶超美国经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麦迪逊数据库的历史数据表明中国GDP在2010年超过美国，世界银行全球性国际比较项目的数据则表明中国GDP在2014年超过美国。但如果采用世界银行Atlas法计算，中国经济要到2019年才可能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如果按现值美元计算，中国GDP仍落后于美国。实际上，比较两国经济最客观的方法是衡量发电量，因为这一标准有形且可量化，更与现代化密切相关：只有提供大量电力才能支撑工厂运转和大楼建设。1900年，中国发电量仅为美国的0.01%，1950年上升到1.2%，2000年升至34%，2011年超过美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完成了对美国的总量赶超。

　　尽管还存在许多亟待改善之处，但中国发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中国人口总量相当于美国的四倍多，中国人均GDP直到2030年左右才能接近美国人均GDP的一半。但是中国在其他方面确实取得了重大进步：平均寿命（约76岁）接近美国（约79岁）；预期教育水平也在接近。不过，自1979年以来，中国发展带来的财富更多惠及城镇或沿海地区居民。要实现中国政府“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终极发展目标，不仅需要更可持续的发展，更需要公平的利益分配。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必将放慢，这是十分清楚的态势。然而，对于放慢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经济学家们各执一词。2014年，中国GDP增长率下降至7.4%，是过去25年来的最低点，许多人预计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将继续下降。虽然7.4%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让许多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但他们不像中国这样，需要在未来十年里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因此，一些专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警告说，由生产推动的中国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13年就曾说中国“将要撞上自己的长城”。据此观点，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崩溃，而在于何时崩溃。

　　这种看法是误导性的。中国经济并未接近崩溃边缘，而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此阶段的发展为“新常态”，这一说法原本被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前CEO穆罕穆德·埃尔-埃里安用来形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的艰难复苏。习近平定义的“新常态”有所不同，指的是中国重新平衡经济的关键过程，包括经济增长动力更加丰富，增长速度更可持续，更加公平地分配利益。中国经济尚处于新常态初期，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应对，中国人民就有望享受到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和重大改善。与此同时，世界也有望看到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世纪并非已进入终章，而是刚结束开篇。

　　2.增速放缓 更趋稳健

　　一定程度上，中国近期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三十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的边际增长愈发困难。即便按当前汇率计算，中国GDP也已经在2014年突破10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名义增速达到10%就要增加1万亿美元，相当于比世界经济强国沙特阿拉伯的GDP总量还多。如此大规模的高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种增长需要无限制的能源供应作为支撑，对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中国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排放量之和，而且仍在持续增加。

　　有鉴于此，中国别无选择，唯有放缓增速。尽管7%对于世界大多数经济体来说仍属于高速增长，但对中国来说，这一速度能使煤炭、清洁饮用水等基础投入的需求降低到中国力所能及的水平，也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兑现其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的承诺，最迟在2030年开始减少碳排放总量。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适应经济新常态，目前成效显著。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虽然“十二五”规划在实施中遭遇经济增长放缓，但其中五大目标的逐步实现增强了经济实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一是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中国已经超额完成目标，城镇新增就业达5000万人，这一重大成绩与同期美国和欧洲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形成鲜明对比。二是调整经济结构，服务业比重从2010年的43%增至2014年的48%，这个目标也提前完成。三是加强科技创新，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从2010年占GDP的1.76%增至2015年的2.2%。这一目标也已经达成，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科研经费支出第二大国。这项投资已经开始产生红利：2014年，距中国通过首部专利法还不到30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就比美国多近50%。四是提高社会福利，包括扩大医保体系，目前已覆盖超过95%的中国人口。五是改进八项资源环境指标，包括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与此同时，以中国的标准看，“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高。中央政府将GDP增长目标定在7%，计划到2020年将人均GDP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这些目标向各个地方政府发出清晰信号：经济发展要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

　　当前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两倍有余，不过这一差距今后将日益缩小——新的发展模式将拉动国内消费，促进GDP持续增长。当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会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尤其是新增就业和粮食增产可能会减少。但这是结构转型的代价，为了更大的发展，付出一定代价是值得的。

　　3.中国发展 惠及全球

　　新常态影响的不仅是中国。随着国内经济的重新平衡，中国必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最有力的引擎，如果中国经济以7%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很可能仍将是驱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力量。2000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占世界增长总量的23%（美国占近12%）。笔者预计这一数字在2020年前将增至25%，并将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在3%以上。

　　贸易方面，中国也已经引领全球并将持续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统计数据，中国是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进口来源地；2000年至2012年，中国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增长的比重约为13%。不过，如果中国政府希望拉动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就必须进一步打开国门，降低关税税率，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设立更多自由贸易区，增加服务贸易。要吸引外资，中国政府必须进行开放资本账户等改革，包括放松对跨国资金流的限制，建立“负面清单”，即列明不对外资开放的经济领域，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业均对外资开放。

　　在智力领域，中国也已经准备好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已跻身世界最大知识产权产出国之列；从2000年至2012年，中国发明人为世界贡献了62%的新增专利申请（美国约占25%）。中国政府重视创新，有望采取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鼓励中国公司申请国际专利并传播新技术，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传播技术。

　　中国与全球经济融合越深，中国就越会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台极富魄力的刺激政策，有人认为这一政策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动力。中国政府确保了本国9%以上的经济增长，才使全球经济增长率由负变正。今后，中国将通过更为正式的渠道继续发挥作用，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促进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惠及发展中国家。

　　随着中国经济领导力日益增强，中国必将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挺身而出。同时，中国政府也十分明白，下一发展阶段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其自身，也取决于外部世界。没有基于规则的均衡全球秩序，中国不可能繁荣。因此，中国将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开展区域合作，建立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新常态就是要将中国建设得足够强大，不仅有利于自己，更有利于世界各国。（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5年第3期，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