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是形成“新常态”的重要原因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庆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拐点已经出现，进而造成储蓄率停止上升甚至下降，使境内有形资产、境外有形资产、境外金融资产积累速度放缓，投资增速放缓，GDP增速放缓。投资扩张本身会形成需求增加和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供给反应不再那么迅速，使得经济出现相对较低的增长，并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胀，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正确理解“新常态”，必须避免机械的、教条的思维

　　长江日报评论员杨于泽认为：正确理解“新常态”，有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必须避免机械的、教条的思维。中国近30多年的发展，是由沿海向中西部梯度推进的，增长不是“一二一”齐步走。自2008年以来，中西部增速一直明显高于沿海地区。经济“新常态”，决不会是东、中、西部一个样。这种“新常态”的非均衡性意味着，今后我国中高速的发展仍将延续区域发展、区域竞争的特征，中西部地区仍然机会多多，发展大有潜力可挖。

　　“新常态”下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点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表示，“新常态”下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点：第一，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第二，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第四，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

　　治理“新常态”的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应该转换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导性因素是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因此，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一方面通过改革来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强化总供给、总需求对于价格机制反应的灵敏度，另一方面通过化解深层次结构问题，创造新阶段的增长源。

　　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是应对“新常态”的关键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金山认为：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是适应并应对新常态的关键。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与经济格局的大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两点：市场化与新工业革命。过去30年，我们常说，制度重于技术。现在我们应该说，技术重于制度。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全方位主动融入新工业革命这一全球化浪潮，抓住了机遇，就是抓住了动力。而融入的关键是进行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美国、欧洲有差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美国、欧洲有所差异，中国在新常态下仍保持正常增长。在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危机持续影响之时，我国企业拥有海外并购以及向海外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两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