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人对新常态出现不同的理解，存在认识上简单化、静态化、片面化、绝对化和泛化的偏差

　　新常态不是自然形成的，特别是经济发展得比较合理的新常态，更需要经过艰苦努力

　　新常态不是不要 GDP，而是要以人为本、成本更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更好、成果公平共享的GDP

　　现阶段中国是不是所有方面都出现了新常态，这需要经过深入科学的研究以后才能准确断定和说明，不是简单地　套用一下“新常态”的概念就能了事的

　　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别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但是现在，有些人对新常态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存在认识上简单化、静态化、片面化、绝对化和泛化的偏差：不是历史、动态地而是固定、静态地理解，以为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保持静止不变的状态、增长速度保持年年固定不变的中高速度；不是全面、准确、辩证地而是简单、片面、绝对地认识，以为新常态只是增长速度新、能够自然而然出现和保持的状态，可以心安理得、消极等待、无所作为、无需作出艰苦努力；以为新常态不是只指经济发展的态势，而是泛化到其他领域。这些偏差，极不利于正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采取合理的对策，甚至可能成为有些人从“GDP崇拜”一个极端走向 “去GDP”另一个极端的借口，必须予以澄清、纠正。

　　旧、新常态本身不存在好坏、对错之分

　　从语义上来看，所谓常态，《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正常的状态（跟‘变态’相对）”，变态则是“不正常的状态”，这种理解可能不是十分准确。因为，常态仅仅是对事物状态的客观界定，不存在对这种状态是否正确合理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正常不正常则不仅是对事物状态的客观界定，更是对这种状态是否正确合理的主观价值判断，人们往往认为正常是正确合理的、不正常是不正确不合理的。常态应该是通常（平常、经常、时常）存在（出现、发生）的状态，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稳定存在的状态和变化发展的态势；非常态（也称“反常态”）则是偶然出现的少数情况或者状态。无论是常态还是非常态，都只是指事物存在的客观状态，本身并不包含对事物状态好坏、对错、褒贬的价值判断。旧常态（也称“老常态”）是以往的一段时期内持续稳定存在的状态和变化发展的态势，新常态则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持续稳定存在的状态和变化发展的态势。

　　旧常态、新常态是客观地指过去的状态、现在和将来的状态，都是中性名词，既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如果对旧、新常态进行价值判断，都可能得出好或者坏、不全好或者不全坏的结论，旧常态不一定必然是坏的，新常态也不一定必然是好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 “两低一高”（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状态，被称为从来没有过的“新经济”，相对于现在的美国经济发展状态，则被称为“旧常态”；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经济进入了经济衰退、失业严重的所谓“新常态”。如果对美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作出判断，显然20世纪90年代的 “旧常态”比2008年以来的“新常态”要好得多。可见，旧常态并非一定不好，不一定都要转变为新常态，只有不好的旧常态才需要转变为好的新常态。所以，不能认为中国各个方面的状态都要像经济发展一样，由旧常态转变为新常态。

　　我国的新常态与外国的新常态不是一回事

　　用“新常态”来概括新的经济发展状态，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国外首先开始时兴起来的，我国则是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的行程中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后才开始流行，并且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说，西方媒体出现的“新常态”是“后危机时代全球 （主要是占主导地位的发达经济体）经济新特征的专用名词”，其经济特征被概括为“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的低回报”。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是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状态。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我国的GDP增速由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接着又下降到 2012年的7.7%，随后再到2013年的7.8%、2014年的7.4%，表明我国经济开始告别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进入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新阶段。从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服务业出现新的发展势头，2012年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的7.9%，2013年增长最快，而且在全国占GDP总量的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2014年比重继续上升到48.2%，保持最高，增长也保持最快，表明我国从2012年开始由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中期进入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转变的工业化中后期。从城乡结构演进和城镇化发展的态势来看，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表明我国开始进入初步实现城镇化的新阶段。基于这三个基本方面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态势，可以判断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所以没有以2011年或者2013年作为起始时间点，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的转变以2012年为标志，而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新常态的第一表现。经济增长速度、服务业比重和城镇化率这三个重要指标，之所以在2011-2013年期间几乎同时发生标志性变化，决不是偶然的，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确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新常态是动态不是静态，也不能自然形成

　　常态是指在一个时期内事物所处的比较稳定的状态和变化趋势、表现出基本相同的特征。常态里的状态是一种“态势”，是存在一定幅度起伏波动和一定程度变化的动态，不是年年都一样、一成不变的静态，不能把常态理解为固定不变的凝固状态。当然，常态里的变动一般不会很大、变化的方向基本相同，否则就不成其为常态了。

　　常态不是现在或者将来每一个时间点的经济状况，而是一个时期（即时间段、时间区间，比如20年左右）的经济状况。在常态存在的时期内，每一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可能是完全一样、一成不变的，多少都会有一些差别和变化，只是基本特征差不多、变化趋势也大致相同而已。常态的基本特征也非一日之功，而是逐步形成的。

　　新常态不是自然形成的，特别是经济发展得比较合理的新常态，更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的新常态受许多因素影响，需要具备许多必要的条件，有利的因素需要去利用和发挥，不利的因素需要努力去改变，不具备的条件需要去创造。新常态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出现和保持的，“双中高”（经济发展的中高速度、中高水平）不是不用费力就能够自动实现的，相反，可能比仅仅追求高速度更困难、要花更大的气力。因为新常态不只是增长速度新，更重要的是结构新、水平新、成效新、宏观经济状态新，还需要发展条件新、方式新、动力新、制度新、体制机制新，难度更大。

　　新常态不只是中高速增长，更不是“去GDP”

　　本来新常态指的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状态，特别是新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多个方面，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是人们往往过多地看速度，这是不利于全面准确把握新常态的。不能认为前30年的旧常态是高速增长、GDP至上、年均增长10%左右，现阶段新常态就可以不考虑经济增长，甚至不要GDP，年年都将稳定在7%左右。实际上，旧常态中虽然多数年份是增长10%左右，但个别年份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1984年达到15.2%，最低的1990年下降到3.8%，新常态也不能完全排除特殊情况的出现。比如，有可能个别年份由于突发的或难以预见的天灾人祸、国际环境的严重恶化，导致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或因为新出现的有利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又达到两位数的高速度。新常态更不是不要GDP，而是要以人为本、成本更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更好、成果公平共享的GDP.这样的GDP，越多越好。

　　新常态专指经济发展，不宜泛化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在还出现了把新常态扩展到其他领域的泛化现象，认为现阶段中国所有方面都出现了新常态，提出所谓 “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生态新常态”等，也需要予以澄清、纠正。虽然从常态的语义上看，任何变化着的事物都会存在旧常态、出现新常态，但是新形势下中国是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出现了新常态，这需要经过深入科学的研究以后才能准确断定和说明，不是简单地套用一下“新常态”的概念就能了事的。我们认为，这些“某某新常态”至少现在还很难准确科学界定。比如，现在很难判定我国的政治有无新常态与旧常态之分、是否开始出现新常态，无法清楚准确说明政治旧常态与新常态中的民主、法治、党的领导等是什么状况、有什么区别。至于什么是“生态新常态”，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生态平衡被破坏之前的状态，就是其自然状态或者说是生态的常态，能够讲生态平衡被破坏的状态是生态旧常态、恢复生态平衡的状态是生态新常态吗？显然说不通，因为恢复生态平衡就是恢复生态原来的常态，无所谓“新”。而且，追求时髦、形式主义地到处套用“新常态”，会造成“新常态”概念泛滥，引起思想混乱和反感，干扰对具有特定内涵的、专指经济发展态势的“新常态”的正确理解和合理应对。（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