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财富主要取决于创造力，越是鼓励创造力的国家就越富裕。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禀赋并非财富的决定因素，将自然禀赋利用起来，以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创造力远比自然禀赋重要。

　　“财富”一直都是经济学家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想必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财富，但对于“什么是财富”这个问题，答案却往往又莫衷一是，经济学家对此也是争论不休。流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把货币视为财富，主张利用多出口，少进口的方式来更多地获取货币，但“重商主义”的结果不过是物价的上涨，而真实的财富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因此很快就被“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重农学派”所取代。

　　继承了“重农学派”思想的古典经济学派把“财富”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指出财富不是源于贸易，而是源于生产。这方面，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关于财富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为人所众知，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专门探索财富增长之道的。与斯密不同，李嘉图的研究主题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分配问题。概而言之，古典经济学就是关于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科学。

　　但古典经济学家对财富问题的研究并不令人满意，虽然在财富的创造中一般来说是有劳动参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必然创造财富，劳动力如使用不当，不仅不会创造财富，甚至会破坏财富。因此，劳动力需要被恰当地引导，被引导到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环节中去的劳动才会创造财富。“引导”错了，劳动就创造不了财富，显然，对财富的创造来说，这个“引导”是比“劳动”本身更为重要。古典经济学家不是没有认识到“引导”的存在，如斯密说“看不见的手”，但他们对“引导”的探索，限于抽象的机制，如价格和供求等层面展开，这些机制外在于个体的行动，个体被认为是自动地服从这些机制的，这样也导致个体的行动被忽视。

　　边际革命之后，随着主观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人们认识到劳动只有满足“需求”才能创造财富，那么怎样才能让劳动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蛮干呢？显然，哪里有需求，谁有需求，不是明摆着的，而是需要企业家去“发现”的，当企业家发现了他认为的需求后，才开始“引导”劳动力，把劳动力、资本等结合起来，生产他认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了市场。这种发现需求，引导劳动力的能力也可称为“创造力”。其实每个劳动者身上不仅具有劳动力，而且还具有创造力，只是后者没有被古典经济学家所重视。并且，创造力的发挥过程本身也是劳动过程。劳动力离不开创造力，假如一个社会不允许人们发挥其创造力，但却竭其所能地“鼓励”人们劳动，那会是什么结果呢？就如“大跃进”所告诉人们的，那将是毁灭性的。可见，创造力的发挥是“劳动得以创造财富”的前提条件。

　　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对自身的幸福和主观效用感觉“有意义”的事物，包括看得见的“物质产品”和看不见的“精神产品”都是财富。换句话说，只要个体自身认为“有意义”的，无论是有形的与无形的，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都属于“财富”。

　　由于财富主要取决于创造力，越是鼓励创造力的国家就越富裕。在现代社会中，自然禀赋并非财富的决定因素，将自然禀赋利用起来，以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创造力远比自然禀赋重要。比如以色列没有石油，但比阿拉伯国家富裕，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国民非常具有创造力。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人们创造力的释放。人的创造力与生俱来，发挥人的创造力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能被人为地限制，如这种才能受限制，自然地将影响财富的创造。

　　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力取决于该国的企业有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体现创造力水平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主要集中在企业中，构成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主要财富，比如占有智能手机大部分利润的苹果公司的财富并不体现在拥有制造手机的原材料上，而是体现在拥有高端的技术、人才和品牌等方面，可口可乐的主要财富甚至就是该企业所创造的品牌。有一大批这样有创造力的企业，一个国家想不富都难。

　　在更微观的层面，个体是财富的创造者。个体“意识”到什么，才会去做什么，然后才会有什么（财富）；通过把意识转化为行动，进而创造出新的财富，这还需要“意志”，因此财富问题也是个体的“意识”与“意志”的问题。从个体的意识到物质（财富）的出现，是从无到有，或者说，是从“0”到“1”的过程。那些比普通人创造出更多财富的企业家一般来说都是在意识和意志方面优于普通人的，他们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原因也在于此。个体的意识和意志，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有的要归于后天的经验。可以说，一个社会的财富就是无数个体主观意识和意志基础上“行动”的一个无意识的“结果”。（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