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放慢的因素是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巴里·艾肯格林教授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一个国家越是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有助于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现在中国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开始放慢。为什么？根据中国的国情，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明显高于存量劳动力。因为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而新增劳动力人力资本高，因此只要新增劳动力每年是增加的，就会不断改善整体人力资本。反之，如果新增长劳动力增长速度放慢，甚至是负增长，那么人力资本的改善就可能放慢。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将明显放慢。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将以1%的速度递减，这必然导致劳动力总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慢下来，表现为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这对我国人力资本今后发展是不利的。因此，为了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慢，也为了防止人力资本本身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我们必须要有大的思路，采取非常的措施，让人力资本得到迅速提高。

　　第三个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因素是投资率太高。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如果一种要素的投入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破坏了与其他要素的合理比例，必然降低其利用率和配置效率，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经济年鉴显示，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是46%，白重恩教授的研究发现，这个水平比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最大经济体平均水平整整高一倍。从那以后，一方面，由于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大规模刺激政策，投资率又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我们采取了大量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措施，也导致资本劳动力的显著提高。这些因素导致今天的投资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

　　过高的投资率产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从结果来看，过度投资以及与之相伴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本利用率和投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从实施方式来看，过度投资往往与大规模刺激政策相联系，倾向于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那些具有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以及具有创新潜力的新成长企业，产生投资的挤出效应。

　　目前我们做的是两步，一步是对存量做伤筋动骨式改革，从需求侧刺激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杠杆率和消除过剩产能，第二步是，从机制体制上采取足够大的措施，让新增量不要产生，否则这个问题会继续延续下去。在特定阶段，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没有GDP的增长。

　　第四个是“创造性破坏”过程被阻碍。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速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速的发展阶段上，一个提高效率的源泉就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是创造新的企业，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而创造的这些东西既然新，就意味着是脱颖而出的，是异军突起的，对它来说是全要素生产率使它能够脱颖而出，因此创造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破坏也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破坏了这些生产率表现不好的企业，不好的产业，不好的投资领域。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破坏”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创造”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