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个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含义就是指一些企业，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靠补贴生存，它们占用了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但是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这些资源，因此这个生产率极低，有一些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破坏”本身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创造性破坏”两者加起来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恰恰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但是，现在有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在妨碍着创造，新生的企业不能得到应有的支持。另外还有一些垄断性企业，由于就业的原因，由于要保GDP、保税收，不愿意让它们死亡和退出，妨碍了它们的破坏过程，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现存的妨碍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体制障碍，通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和发育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既要创造退出的制度环境，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消亡，同时创造新生企业进入和创造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有更好的机会转岗进入新的岗位中去。目前在没有这种机制下，全要素生产率必然减慢。

　　总的来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减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因素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该趋势。

　　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全世界都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减慢的过程。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96-2006年的1%，下降到2007-2012年的0.5%，而截至2014年的最近三年则在零增长左右徘徊。中国恰好和这个数字重合，在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减慢了，但是正像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显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既有共同的原因，也有一些和国别相关的特殊原因，因此我们应该找到我们自己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有特色的因素去对症下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在有很多人讲供给侧，但是他们对供给侧的概念和我自己理解的不完全一样。蔡昉认为，新常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北京大学姚洋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有很大原因是需求方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周期性的。

　　“我们发现，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人口红利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果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几乎在所有传统经济增长点中都会发生弱化。”

　　蔡昉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和现实是一样的，主要还是经济增长减速来自于自身的发展阶段的变化，这并不见得是坏事。我们把它叫作供给侧的问题，是因为比较优势在丧失，增长源泉在改变，这个时候应该解决的是如何挖掘还存在的人口红利因素，比如说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转移出来，这就是一个红利，因此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此外资本报酬递减，投资率过高是由一些体制障碍造成的，因此需要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竞争政策的调整，着力于解决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未来，唯一的经济增长源泉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多方面，相当多的方面就是因为现行体制的阻碍，因此着眼于这些体制障碍的改革也是供给侧的改革。（记者 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