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面临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和国家级天府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成都迫切需要以创新驱动为主、资源消耗少、科技含量高、环境质量优的集约型发展。1月18日召开的成都市委经济工作暨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省委“三大发展战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 “稳中求进、统筹发展”主基调，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因此，理性面对形势，准确把握成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创新求变，积极培育成都经济发展新动力，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中实现新旧增长动力的平稳转换，是新形势下成都破解要素瓶颈、增强发展动能、提升发展质效的关键。

　　理性面对形势 准确把握成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

　　2016年，是成都实施“十三五”规划和7个2025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成都加快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大有作为的一年。从形势看，新常态下基本面向好但也面临困难挑战；从增长看，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战术看，注重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关键点；从任务看，着力打好“稳增长阻击战、调结构突围战、促改革攻坚战、扩开放主动战、惠民生持久战和防风险歼灭战”这六场关键战役。整体而言，我市经济发展将面临较以往更加复杂的国内宏观环境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外需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经济运行下行压力较大，转型升级将成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

　　一是由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2014年，成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根据2001-2014年成都常住人口时间序列，利用Holt-winter模型估计，到2017年，成都常住人口将达到1480万人左右，若按照7.5%的年均增速进行计算，成都人均GDP将达到89932.6元（约13283.4美元），将突破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的阈值12195美元，表明成都“十三五”期间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该时期既是一个经济体向更高发展水平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GDP增速、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动力等将呈现新的趋势。

　　二是工业化面临复合转型。成都工业化将处于从中期向后期过渡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呈现出向后工业化过渡的趋势，进入复合型转型阶段，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是复合转型阶段最显著的两个特点。

　　三是中心城市向大都市区转化。据测算，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会达到76%.工业化将成为该阶段推动成都城市化进程的强劲动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极大提升城市化质量，城郊经济形态将逐步转向城区经济形态，城乡间加快协调发展，其界限变得日益模糊、逐步实现城市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将呈现中心城市向大都市区转化的趋势，城市空间格局、城市人口等都将呈现出新特征。

　　四是国际化迈入发展新阶段。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由沿海、沿江、沿边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转变，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并将深刻影响今后的城市格局和地位。我国内陆地区正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市场空间最大的区域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阵地，成都作为西部地区城市国际化的领头羊，将会快速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加快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之中，有效汇聚全世界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种种经济要素，实现各种经济要素的最优组合，在更广的平台上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分享全球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

　　五是成都进入社会发展转型期和生态环境敏感期。伴随改革而来的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分化等，社会领域中民生的改善步伐与人口特大城市的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差距，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多发对成都地方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当前，成都排放总量增加和减排任务加大的矛盾更加突出，减排任务更加艰巨，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将承受较大压力，成都在“十三五”时期将步入生态环境敏感期。

　　总的来看，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市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发展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去产能、去库存压力较大；投资后劲不足，工业增长乏力、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新动力尚不能弥补旧动能衰退的缺口，必须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坚持创新求变 积极培育成都经济发展新动力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占领先机，只有勇于创新，才能赢得优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充分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全面概括了针对现实、面向未来的“发展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都适应新常态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积极培育发展新动力，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潜力和创新能力，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一是要实施创新引领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加快打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军民深度融合创新“两大通道”，激活创新创业资源；紧紧扭住“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都科学城“三大主要抓手”，集聚创新创业要素；大力实施知识产权、人才发展、金融支撑、开放合作“四大战略”，强化创新创业支撑；强化组织、政策、法治、服务、舆论“五大保障”，营造国际一流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二是构建新的动力体系确保经济增长。顺应经济增长由投资和要素驱动向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变的这一趋势性变化，多点、多向培育和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构建新的动力体系确保经济的增长。

　　三是要加大产业升级转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施制造业和服务业2025规划，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引导、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都市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紧抓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和服务分工深化的机遇，以构建“工业4.0”生产和服务体系为重点，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为突破，增强成都对全球供应链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将成都建设成为内陆领先的高技术产业基地和专业化服务的供给中心，全面提升成都二三产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和水平。同时，着力构建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现代经营为基础、现代农民为主体、三产联动为特征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四是要全方位升级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成都要清晰认识作为内陆区域中心城市的优势和不足，认真领会“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的改革内涵，围绕“对全国开放具有特殊意义”和“实现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有效对接”的要求，紧扣“内陆”“临空”“开放”三大核心——以城市群为腹地，拓展“内需扩大”空间；充分用好“临空经济”这一战略手段，实现特色崛起；探索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机制体制，培育提升“高地效应”。全面推进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建设，充分发挥成都探索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五是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助推经济转型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对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部署，为成都如何建设生态城市指明了方向。这就需要合理布局，规划城乡融合的空间结构，实现城市和乡村在功能上的互补；着力推进循环经济，构建全面覆盖三次产业的生态产业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外延型向集约内涵型转变，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的产业结构；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积极推进环城生态区建设，完善城市园林绿化系统，使城乡总体绿量得到明显增加，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用制度推荐建设、规范行为、落实目标、惩罚问责，努力建设一个社会和生态和谐、宜人居住的生态城市。

　　六是要努力构筑区域城市创新体系。在国际城市将实体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提升作为重振区域发展活力的现实需求背景下，创新成为国际城市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摆脱危机影响的共同选择。成都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在全球和区域要素配置中、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坚持以创新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国际化城市发展道路。这就需要推进区域创新试点示范区发展，全力打造世界级重点产业基地；着力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壮大国际级创新型企业；抓好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打造国际一流创新生态；发挥城市创新优势，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区域创新保障体系建设；营造城市创新氛围，突出区域经济特点和成都城市创新品牌，打造国际领先的创新创业环境。（作者：阎星，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曾鹦，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博士）